中国教育

　　据说，当年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曾说：国家给予足够的条件，敢于承担培养50个尖端科学家，但没有把握培养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难得有高官公开说出了这样有哲理的大实话。艺术家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后天的 “训练”也很难把普通人培养成真正杰出的艺术家。

　　不怕读者见笑，我在读小学和初中时也有当画家的念头，周围的老师、同学也夸奖我画得好。但我发现，所谓 “画得好”是我挺会临摹的，而且临摹的是别人的画作，而不是实物。别人夸的都是 “像”，可给我一个情景，让我发挥想象来画，就画得非常平庸。我意识到，我对绘画缺乏才能 （想象力），便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选择了学习物理学，研读哲学，最终以教师为业。它是凡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工作给了我尊严、独立与平和的快乐。

　　后来我读了英国作家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主人公菲利普也有我的这番经历。他刻苦画了几年，但吃不准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画家，就去问一位教授自己当画家的前景，这位教授看了他的画后说： “拿出勇气来，去在别的方面试试自己的运气吧”。并说： “我在像你这个年岁就开始了绘画，如果那时有人这么劝我，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他”。是啊，再也没有什么事比没有艺术才华的人去追求艺术更可怕了。一个人在某个方面没有才能并不要紧，只有发现得太晚，才是令人痛苦的。常言道：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

　　意识到自己没有特殊才能，并不意味着就灰心丧气。现代社会由劳动分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职业，它们大多数并不要求你有特殊才能。假如你是个医生、教师、公务员或商人，即使平庸点也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凭借刻苦努力和责任感而成为其中的优秀者。谁不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本身就是由大多数不具特殊才能的人所组成的？这些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基石。他们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足以感受到普通人的尊严和获得一种怡然其乐的趣味人生。请记住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新西兰的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说的话：要想活得精彩，不一定得是天才。

　　问题是，现代社会同时还是一个标榜 “民主”的社会，有着 “人人都渴求被承认”的时代风尚，甘做一个普通人成了普通人不甘心的一件心事，似乎普通人就等于没有理想的失败者。都说现代人充满了焦虑，我想这与 “不甘做一个普通人”很有关系。特别在当下的中国，一些人出版了一本什么书，或在某个 “讲坛”上说了些什么话，或在某部电影或电视剧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特别是在某个发达国家的某个电影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就被 “包装”成大师、天才学者、国际巨星，这让他们也自以为不是普通人了。

　　我倒不认为在 “人人都渴求被承认”的时代风尚里，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别的时代里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真正的大师、天才，多数人是看不到的，娱乐明星、文化明星、财富明星占据着舞台中央。如果说大师、天才是不可“制造”的，那么各路明星则完全可以被 “制造”出来。这无形中让许多普通人多出一份做名人的念想，可在一个 “赢者通吃”的现时代，明星也只能是极少数。失败者心态成了许多普通人摆脱不了的心病。

　　这一切造成一种非常荒谬的社会认知，它隐然表明，普通人无价值、很悲惨，而且无可同情。全社会已习惯于认为，人应该志向远大，本领高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它既是个人的基业，也牵连“强国”、 “合格的公民”、 “优秀的中国人”等宏大概念。可悲啊，拥挤在逃离做一个普通人的路上，可到头来，大多数人仍然无可避免地是一个普通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切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家长，他们不惜把幼童驱赶出 “做梦的小屋”，折断他们 “想象的翅膀”，扼杀了他们真正的爱好。其目的无非是挤出 “普通人”的行列。更可怕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理想，如 “长大了想做一个卡车司机”的志趣已很难在中国孩子口中听到，也许它被扼杀在大人的不屑中，让孩子们的小脸上挂满了倦怠的、成人化的愁容。一个社会，如果有这样的理念，即人的基本快乐和基本生活必须靠当大师或明星来保障，那其实也是违背健全社会的基本组成的。这种理念不仅取消了普通人的生活乐趣和生命意义，并且为这种剥夺制造着社会解释。

　　林肯曾对一个友人说： “上帝一定是爱普通人的，因为他造就了那么多普通人”。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深谙这个道理，他的许多动物诗篇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兔子、小牛、小羊和燕子等动物。它们没有高大、威猛动物的强悍和荣耀，只是默默地、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这些动物界的 “小字辈”就是人类小人物、普通人的写照，是诗人心目中的 “非英雄”。 “非英雄”人物是社会上大多数有工作的、对社会负责任、诚实面对现实的普通人。 “非英雄”思想体现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崇高和神圣，它承继了作家哈代以来的 “小美”传统，表现了文学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从而给人以某种震撼和启示。我觉得，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像拉金这样 “歌颂平凡”的诗人。

　　柳延延：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