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他的非凡,不在于记忆力,而在于见解的创造性与批判性;
他的价值,不在于建构一个体系,而在于博学和清醒。
今年11月21日,是钱钟书先生的百年诞辰,全世界的汉学家和钱学研究者都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蜚声国际学界和文坛的文化昆仑和博学之士。实际上,也许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做九不做十”的习惯吧,早在去年下半年,台湾学者就已经举行过类似的钱钟书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作为曾长期受益于钱钟书治学方法的晚辈学者,我自然应该为纪念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早在去年底和今年初,我就受校方之托,精心筹划了一个高规格的“钱钟书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拟邀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的第一流汉学家和国内的学者。可惜最后因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不同意,这才作罢。后来一想,这倒也符合钱钟书淡泊名利之一贯作风。据传说,当年一位欧洲汉学家出于对钱钟书学问的景仰,提出要拜访并当面讨教,结果被钱钟书以近乎尖刻的言词顶了回去:你若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好吃,就非得去找到那只母鸡吗?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钱钟书的出现确实如不少人所言,是罕见的。有人或许会认为,他的超凡记忆力在这个网络时代已经成为多余,但是我却认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拥有超凡的记忆力,而更在于他能够在记忆的海洋中恰到好处地信手拈来某个理论概念,然后创造性地用于解释某个具体的文学现象。更值得钦佩的是,他对前人的解释往往是基于批判性的阅读,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也是批判性的借鉴,最终起到的效果,是以中国的文学实践来与西方的理论观点进行对话。这实际上就达到了理论本身的超越和理论旅行的双向路径。这恰恰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当然,也有人在承认钱钟书博学的同时,认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或原创性的理论家,这固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我认为,钱钟书虽然没有构建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说明他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而恰恰说明,他对国学和西学了解得太多而且太深了,以至于不屑去重复前辈理论大师,或照搬西方理论同行去“构建”所谓的体系。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动辄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者大有人在,我自己在年轻时也有过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随着阅历增长,我倒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时代恰恰缺乏钱钟书这样的博学而清醒之士。学者张隆溪曾评价:“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钟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我以为,这是对钱钟书之于当下文学研究的意义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纪念钱钟书的同时,切不可将其神化。钱钟书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自然难免会带有时代局限。但是如果出于无知,妄加评论钱钟书的国学和外语功底,却是叫人不敢苟同的。比如一些学人从钱钟书的某些记忆上的失误就判定他国学功底不好,从他的英语写作中对生僻词汇的偏爱就认为他英语写作不合语法规范,等等。在我看来,在打通中学和西学方面,在将西学恰到好处地应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同时代都少有人能与钱钟书相匹敌。我甚至有时想:假如钱钟书生前充分发挥他的英语写作专长,把他对西方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见解直接诉诸批评性的文字,进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肯定能引起一些理论争鸣,那样,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就会提前几十年。这样,我们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了。在这方面,应该是他的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限。
就外语掌握的程度和娴熟而言,钱钟书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后两种语言他都能开口进行交流。在阅读方面,希腊语和拉丁语也运用自如。相比之下,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多是凭借自己的中学功底和几本外文词典,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介绍给国人,但却不能操持西方语言,娴熟地运用西方的学术理论话语与之直接讨论和对话。另一些属于钱钟书学生辈的学人,则还在等待被西方汉学家“发现”和翻译成为国际性的理论大师。这也许就是钱先生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在纪念钱钟书的日子里,我们也许应该反思一下当下的文坛和学界的现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反观到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滞后。我们在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最新学术思想和理论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却忘记了推出自己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在这方面,钱钟书是幸运的,虽然他生前淡泊名利,并不在意外界对他的看法和评论,但他的学术价值却恰恰是国外汉学家率先发现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率先“发现”进而隆重推出的,之后国内学界才逐渐掀起了“钱学”热。对于这种“钱学”热,钱钟书不以为然,因为这又是有违他的初衷的。无论“热学”还是“冷学”,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博学之士;中国文学界需要这样一位并不十分多产但却以一部作品奠定其地位的文学大师;文学批评界需要这样博通中西、思想敏锐、语言犀利的批评家。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绕过钱钟书这位文化昆仑恐怕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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