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尽管开学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北京市灯市口小学某班的班主任刘老师，已经遇到了4个“要求给孩子调座位”的家长。

　　“都说自己的孩子视力下降，希望能尽量往前坐坐。”刘老师无奈地告诉记者。她发现，班里戴眼镜的孩子确有增加趋势，尽管“学校留给孩子们的作业负担并不重，而且每天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

　　这样的故事，其实放在国内大多数中小学，或许都属常见。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抵抗恶视力”的爱眼活动上，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指出，由她主持研究、并于不久前发布的《国民健康视觉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近视患病人口将接近7.04亿至7.11亿。

　　地域城乡不同，视力差异明显

　　“学生视力下降，不能简单认定为学校的责任。”刘老师认为，自2013年教育部颁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以来，学校对“减负增效”尤为重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但客观上升学的压力不减，家长们就会去课外寻求补习班”。

　　清早，在灯市口小学门口，一位送女儿上学的家长对记者表示：“每天孩子睡前，我们都监督她做眼保健操。但是该看的书都得看，该上的课外补习班总得上吧。”

　　在北京景山学校（北京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重点学校——记者注），读7年级的杨凯温告诉记者：“班里考前10名的同学基本都是近视眼，不多看书多做题哪有好成绩啊？”

　　“大家都上课外补习班，但是都不互相说。”杨凯温狡黠一笑，说起自己的好朋友“号称自己只上了美术兴趣班，但是我却在数学补习班上撞见了他”。

　　而这还只是在全国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北京。根据李玲教授的调查，我国青少年视力恶化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很自然地，升学压力更大的地区，学生视力恶化更严重。

　　河南省开封市眼病医院主任医师马琳从医30年来，见证了无数孩子视力恶化的过程。马琳对记者感叹：“河南是考生大省，升学竞争的压力极大，孩子们从小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而近视发病年龄越小，近视度数发展越快，这就是恶性循环。”她告诉记者，在开封的重点高中，超过80%的学生都是近视眼。

　　但即便在相似的压力之下，城乡学生的近视状况也有所不同。早在10年前，马琳就曾主持过一项针对开封城市、农村7～18岁中小学生的视力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开封城市学生视力低常率（视力低常指裸眼远视力达不到正常标准——记者注）明显高于农村学生。排除学习资源、先天遗传、用眼姿势等方面的因素，马琳认为，农村学生远距离用眼时间、户外用眼时间相对长，是其视力水平总体优于城市学生的重要原因。这也与李玲教授的判断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