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乌鲁木齐,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正值课间,随父母打工而来的河南农村女孩张小丽,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的校园里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与快乐的张小丽不同的是,她所在学校的校长闫俊东,正在为快速增加的学生和“大班额”发愁。
“2013年学校共有39个班,到了2015年班级数达到60个。今年9月,学校班级数将增加到70个,增加的绝大部分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闫俊东说。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不断降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门槛,从几年前的需要满足9项条件才可入学,减少到只需要暂住证、户口本、务工证明、居住证明等4项条件。然而,“低门槛”也带来部分学校“大班额”、管理难、教师不足等新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人对“低门槛”政策的担忧。
这里的“大班额”现象为何会多发?
第116中学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片区,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
尽管离秋季开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闫俊东已经开始犯愁。“2015年才投入使用的教学楼,如今学生已经满员。”闫俊东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秋季开学,只有5个班毕业,但预计要进来10个班的学生,这一半学生,该往哪里放?”
到目前,闫俊东还没有找到答案。
“随迁子女来了,作为学校,我们不能不收啊。”闫俊东说。大量随迁子女涌入,随之而来的是“大班额”现象的出现。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大班额’现象比较严重。”闫俊东有些无奈地说,“二年级每个班平均60名学生,一年级达到65人,都超出45人一个班的规定人数。”
受到“大班额”现象困扰的,远不止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这一所学校。
位于天山区赛马场片区的乌鲁木齐市第74小学,承担着接收南疆四地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任务。“这些务工人员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学校必须无条件承担。”第74小学校长依力哈木·艾买提对记者说。
“2012年,学校随迁子女大幅增加,为了让这些孩子有学上,我们把学校的12间功能室改为教室。”依力哈木·艾买提说,“去年,天山区又投入1300万元,给学校盖了功能教室。”
这所学校虽然不大,但学生可不少,达到2653人。2012年,学校一年级有8个班,之后逐年快速增加,到今年,一年级达到了12个班。
曼祖热·艾山是乌鲁木齐市第74小学三年级(8)班的学生,她的班里有69名同学。记者看到,第一排的课桌已经紧贴着讲台了。
在新疆,作为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最集中的地区。然而,随着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作为流入地的乌鲁木齐市,教育正面临新的挑战。
在天山区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地区,“大班额”平均占到了班级数的20%左右。随迁子女的流入,导致了乌鲁木齐天山区等区县“大班额”现象多发。
“不确定性”给师资和管理带来了哪些难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择校问题,按理不应该存在‘大班额’现象。”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教育局局长王常青说,“但由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大班额’现象又出现了。”
采访中,谈到随迁子女流入情况,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建一所学校,就满一所学校;新建一栋教学楼,就满一栋教学楼。虽然建楼的速度和频率都达到了最快、最高,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大班额”现象。
“随迁子女在我们这里就学是‘零门槛’。”王常青说,“而且100%都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虽然是随迁子女,但我们必须给他们和当地学生一样的教育。”王常青说,“不能因为班额问题,就把随迁子女挡在公办学校门外。在‘大班额’和随迁子女失学两者之间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前者。”
为了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天山区不断加大建校力度,特别是近5年,投入了5.5亿多元,用于建设新学校以及改扩建学校。
“我们新建了12.8万平方米校舍,新建的教室数达到314间,新增功能室212间。”王常青告诉记者,“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也难以满足随迁子女入学的需要。去年一年,天山区就新增加4000名随迁子女,被迫出现‘大班额’现象。”
让王常青记忆犹新的一幕,发生在去年9月。已经开学20多天了,天山区教育局接到报告,600多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刚刚抵达,需要教育局安排学校就读。
听到这个消息,王常青的脑袋“嗡”的一声响。“脑袋快炸了。”王常青对记者说,“已经开学20多天,学校的座位都坐满了学生,这突然来的学生怎么办?”
“再难也得安排好!”王常青说。经过协调,随迁子女附近的学校能增加课桌的增加课桌,增加不了的,把会议室、教师备课室等都腾出来,接收随迁学生。”
几番努力,总算安排下来了,王常青松了一口气。
沙依巴克区也是乌鲁木齐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较集中的地区,为了缓解“大班额”现象,该区自2010年至今,先后为8所学校新盖了10栋教学楼。
“我们把能用的教育储备用地都用上了,才解决了由于随迁子女入学大幅增加带来的‘大班额’问题。”沙依巴克区教育局局长丁志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待随迁子女,我们的做法是‘同城同待遇’的全接收政策。”
“不确定性”是随迁子女的最大特点,他们跟随父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就要安排上学,这对于流入地城市的学校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流动性太大,还造成了学生的管理难。最多时,该市有的学校一个学期转进转出学生近300人次。不仅如此,随迁子女的大幅度增加,教师数量也难以满足需要。接收随迁子女较多的几个区,只得聘用代课教师。天山区目前有600多名代课教师,沙依巴克区也有600多名临时聘用教师,水磨沟区有代课教师300多名。
随迁子女流入数量的不确定性,以及随父母务工迁移的不稳定性,都给流入地学校和教育部门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困难,也让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流入地”该不该给随迁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
目前,乌鲁木齐全市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27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66万人,占比达到50%。
采访中,无论是学校校长,还是教育局长,谈到随迁子女就学,记者听到最多的是3个字:“压力大!”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校长程彩玲告诉记者:“虽然有压力,但事关随迁子女的未来,这是大事,再大的压力也得承担,这既是责任也是使命。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流动人员子女,我们在助学金方面还给予倾斜,决不会让他们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如果没有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我们已经实现小班化教学了。”王常青说,“如今,因为随迁子女大幅增加,我们面临着去大班额的巨大压力。”
的确,天山区5.9万名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中,随迁子女就占到了总数的50.55%,超过了一半。
“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也是孩子,和本地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孩子,他们既然来到这里了,我们就要为他们提供和本地学生一样的教育,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拒之门外。”王常青说,“这不仅需要我们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更需要我们敞开博大的胸怀。”
面对建学校的速度赶不上随迁子女流入的速度,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刘剑说:“将进一步挖掘潜力,想尽一切办法,让随迁子女上学。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克服,把困难留给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决不留给进城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孩子。”
刘剑对记者说:“乌鲁木齐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随迁子女入学问题,通过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学位等方式,缓解学校压力,为随迁子女就学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近3年来,乌鲁木齐市财政用于随迁子女就学的投入,达到59亿元。压力再大,我们也要想办法克服,给随迁子女一张安稳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