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学生:你的专业是什么?回答哲学后,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毕业后能做什么?”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郑宗义看来,人文学科面临的处境可谓“内外交煎”,社会外部对人文学科冷漠且轻视,学校内部又以理工科的逻辑量化考核,发展受掣肘。
文史哲是现代大学建构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立身之本。如今,部分人文学者对当前人文学科发展边缘化倾向表示忧虑,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背景下,人文学科如何走出困境,成为高校人文学界亟待破解的命题。
边缘化之困
“文科的工作不好找,工资也低。从世界范围来说,文科都是不断走低的。美国哈佛大学现在文科的报考人数跌幅明显,学生就算念人文学科,最后也转到其他学科去了。”郑宗义认为,人文学科边缘化已经成了全球性问题。
近日,在参加国际哲学系主任高端论坛后,郑宗义更坚定了他的看法。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这场论坛上,北大、复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20所国际名校哲学系主任与中外相关学者齐聚一堂,初衷是厘清什么是世界一流哲学,然而却发现人文学科面临的诸多共同无奈。
“我们发现,全世界学校都一样,要求文科学者和理工科一样去申请科研经费,把科研经费和院系发展空间、研究生数目挂钩。由于大学规模庞大、学科复杂,量化标准成为便于管理的评价体系,可是我们不希望用理工科标准来衡量我们。”郑宗义说。
人文学者每年被要求发表多少文章、申请多少科研经费,不达标者晋升无望,郑宗义对此颇感疑惑:“对只需要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哲学家来说,项目经费重要吗?即便成功申请拿到科研经费,就能保证产出的是有价值的作品吗?”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对此深有同感。理工科学者做实验可能发表一系列文章,一年发表数篇作品的学者不在少数,人文学科学者产出作品却需要相对长时间的酝酿,非短期可成。
“在高校从事基础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教师,需要保持极大的信仰和热情、默默无闻的心态和忍耐力,更需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认真严谨和科学的治学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光炜教授指出,即便如此,他们取得进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量与质的不等式
何谓世界一流学科?郑宗义认为,要有一个客观评价标准,而非一味按照当前流行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排行榜采用的指标一般是研究成果,尤其是英文文献,把商业社会中的市场价值放到了高校评价体系中。”
人文学科的发展逻辑却与此相去甚远。姚新中称,理工科一个实验能带来的科研作品、技术、专利、经济效益等,都是人文学科在短期内无法转化的。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例,其人文学科是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但它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总是处于弱势。强势的人文学科不能为学校在主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争得应有的分数与排名,就是例证。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看来,人文评价要更多地交给将来,不要武断地下定论,真正精彩的是后人的发现,真正深邃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重新认识,这样可能来得更有分量。
社会外界对人文学科存在的误解远不止于用理工科的评价体系衡量人文学科的发展水平,从根源上说,更关涉对人文学科价值的认知。在很多人文学者看来,社会要从“文科是装饰品”的误解中走出。在全球化的价值重组和价值重构中,在社会转型中,人文学科的责任其实是非常重的。
郑宗义认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尽管现在弱势,但是非常重要,它是一种价值教育、创意教育。
而对一个学校来说,人文学科发达不发达,甚至决定了学校的发展高度、发展潜力和厚重感。当学校的人文学科培养出的本科生,懂得欣赏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培养出的研究生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变成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这就是人文学科成功的地方。
支持人文,去功利
量与质的不等式,迫切呼唤一套适用于文科的评价体系的构建。
眼下,有些高校开始有所行动。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干的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对人文学科的重要战略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打出了第一张王牌——实施杰出人文学者计划,探索适合人文学科发展的支持和评价机制。
“我们对人文学科要有新的认识,学科发展要符合人文学科的特点,并以此来要求和评估人文学科的学者、学术成果发展及其成长规律。”刘伟表示,学校管理者要对人文学者有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宽容,不能苛求,“今天要评比,明天要评审,肯定不行”。
构建一个良好的科学评价体系,需要管理者与学者互动、从心里敬重学术,形成一派独特的人文学术气象。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看来,人文学科是需要给予学者研究自由的学科,这种自由包括当学者研究一种比较厚重的成果时,不要用理工科的短期考核方式去给他们施加压力,不要采取拔苗助长的方式去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