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党中央提出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并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为什么要增强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意识？近日，记者走访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

　　记者：在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教育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

　　谈松华：人类已进入21世纪，教育问题被作为人类迎接21世纪挑战的首要的关键性因素，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各种战略对策和国家决策。这种动向说明，教育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位；教育自身也将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和创新。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中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现代经济增长规律和国际发展经验证明，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处在先于经济增长的地位。教育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这种作用，已为实践经验所证明。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1960年—1985年58个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平均每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增长3％。这种作用要在至少接受4年教育之后才逐步明显。《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又指出，1960年—198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产出与资本的弹性指数为0.4，即资本每增加1％，产出提高0.4％；而美国这一指数为0.6—0.75，其原因在于教育水平的差距。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同现代经济发展中知识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增强密切相关的。

　　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下降，知识、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谈松华：是的。世界范围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和国际竞争格局，教育将成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所说：“知识是敲响21世纪经济霸权大门的钥匙。”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日本从70年代的“技术立国”国策改变为“科技创新立国”，说明了知识和科技创新在当今和未来国际竞争中的突出地位。

　　这种发展态势引起了我国领导层的密切关注，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上指出：“现在，科学技术在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如果说过去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现为直接争夺工业化必需的资源和商品、资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

　　再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教育在解决社会转型的各种矛盾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是在一个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这样一种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科技进步的要求迫切而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人才短缺；人口多、就业负担重而大量低素质劳动者又加重结构性失业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低（1998年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80％以上）。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教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和提供知识贡献；延长教育年限，推迟就业；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再就业能力；着重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全国人民强调指出“要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这一战略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记者：保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要有良好的机制，当前要处理好哪几个关系呢？

　　谈松华：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主要是指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普及义务教育无疑是基础工程。但是，高等教育在提高民族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居于特殊的地位。处理好这个关系，首先要准确判断“普九”的现状。目前，我国基本“普九”的标准侧重在保证教育机会和最低的教学条件。即使以现行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1995年全国有73.98％的小学和53.59％的中学，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未达标；65.8％的小学和57.43％的中学，图书设备未达标；79.72％的小学和57.07％的中学，教学分组实验仪器配备未达标。这些数据说明现阶段的“普九”是低标准的普及教育，需要巩固和提高，如果在当前“高教热”的影响下，不适当地过早把重心高移，会造成义务教育滑坡。发展高等教育至关重要，没有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可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关键是把握好“度”。

　　二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21世纪教育的重点无疑是质量。但是，由于我国原有教育基础薄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有一个数量扩展的过程，尤其是高等教育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在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是同龄人中的极少数的佼佼者，教育质量大体上比较接近；而当一大批适龄人口进入高等学校，服务面将扩大到社会的许多部门和岗位，教育质量应该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在质量问题上，要改变单纯从教育内部的评价标准衡量实际质量的高低，而应把教育内部评价和社会评价结合起来。

　　三是一般与重点的关系。教育公平原则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学校和学生，也就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这个原则，不仅指提供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也包括受高质量教育上的机会均等。但是，我国是一个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大国，面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必须办好一批水平较高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批各个领域的带头人。问题是如何按照在保证一般学校的最基本需要的条件下，加强重点建设的原则，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也就是要给大多数学校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以此为度，集中配置一部分资源。还有一点就是运用社会评估，从学科建设、项目竞标入手，通过竞争选优扶持，动态建设有利于带动一批重点学校发扬学科优势，提高学术水平。

　　四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国家应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包括制定为西部地区吸引人才的政策等，为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提前做好人才和知识准备。东部地区要继续利用区位优势，瞄准世界21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为中西部地区提供经验，并利用自身智力和财力的优势，支援和带动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