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资料图：他经常想伸出友好之手，但经常被拒绝

　　王旭明：应该这样说，我的工作加强了教育部的透明和公开，加强了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现在还远远不够。

　　7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表达了他对部分媒体的不满。同样，他的不满也激起了媒体的不满。

　　其实，这已不是王第一次批评媒体，在中国庞大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王是一个奇特的人，他的每次公开表态，几乎都成为众矢之的。甚至经常有公开的评论要求教育部撤换他。但他却雷打不动地干了5年，是他那批新闻发言人中做得比较久的一个。

　　这五年中，他不断和个别媒体和评论人开战，“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等等，都是媒体对其发言进行的概括。而王几乎每骂必还。

　　有媒体记者戏称，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经常成为“新闻当事人”，成功还是失败？而他的同行则评论他为“敢说实话的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新闻发言人。

　　7月27日，中央某单位新闻发言人和本报记者谈起了王旭明，她很钦佩王的勇气，王在北京新闻发言人圈子中，获得的评价很高。为什么同行和公众对他的判断截然相反？

　　7月17日深夜，在广州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王旭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

　　南方周末：7月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名为《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应？

　　王旭明：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有些媒体关于教育的报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是无中生有，或者说断章取义。那篇文章如果不是编辑对我的原文作了改动，火药味会更浓。我原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这种无中生有和断章取义是一个不完美社会当中的伴生物。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完美，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相信断章取义和无中生有断没有好下场”(笑)。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教育部不支持设立中华母亲节”，网上都在炒这个新闻。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作此表态。再比如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希望媒体能够及时准确地报道我的话，不要断章取义。马上我就看到一家著名报纸发表评论：“王旭明要求公众不要对他的理论断章取义，这是对公众监督权的蔑视”。而我通篇文章没有提过“公众”两字。

　　我确实没有权力要求公众不断章取义，但是我能要求媒体不断章取义。因为媒体是文化人啦，媒体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有高文化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媒体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公然把我的“媒体”换成了“公众”，有时候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说：无奈。

　　南方周末：你认为媒体应该宣传国家政策，你觉得媒体必须听政府的话？

　　王旭明：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那么我认为我们这个媒体，为国家说话，为纳税人说话，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和西方的媒体形势并不一样，我们不是私人老板办的媒体，这个资本家办的媒体代表的是集团的利益，那我们这个媒体自然应该代表国家的利益。

　　我认为，媒体应该全面准确、及时有效地去宣传国家政策。几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包括在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媒体的座谈会上)，我就反复宣讲这个观点。虽然我遭到了误解或不被理解，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我的观点渐渐被宣传部门所认可。最近几个月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很多中央媒体，每周一都有一个《政策解读》的栏目出现，虽然这个栏目我还觉得非常得刻板，不够生动活泼，但起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媒体应该大大增加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南方周末：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公众的这种情绪，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人说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情绪的发泄对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如果从公众发泄情绪对象这个角度讲，有某种合理成分。换一种更圆满或者更准确完整的话呢，我觉得是人民群众这几年确实对教育格外关注。人们在衣食无忧、在生活基本保障满足的时候，不断提高对教育的需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当前人们对教育最大的矛盾就是优质教育的不足、良好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人们对良好教育渴求之间的巨大矛盾，那么在这个矛盾当中呢，有这种不满或者那种不满，自然是很必然的。

　　如果说我是这种不满或者这种什么的出气筒或者发泄对象，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你的父母、爱人、亲戚、朋友是从哪些渠道了解你的情况？以你为骄傲，还是经常为你担心？

　　王旭明：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攻击我的文章，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担任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而且至今还在当，我们不仅要问责于王旭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问责于他所供职的部门的人事部门”。

　　我觉得这个指责太严重了。我们很高级的干部出了问题也很少出现这种评论，居然王旭明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就要问责于他的人事部门了。我觉得这确实对我影响很大。这样的批评有点“文革”遗风，这也说明这种腐朽、陈旧、不合时宜的观念有多么得牢固。

　　包括我父母、爱人、亲戚、朋友，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少说点吧，你还能干下去吗？”甚至有人问“听说部里已经处理你啦”这样的电话都有。

　　“我比较能抗压力”

　　南方周末：你后悔从事这一职业吗？

　　王旭明：实话说，委屈是有。但我不后悔。半个月前，国务院新闻办的王国庆主任和包括我在内的4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采访，节目录完后我们闲聊时，王国庆主任对我说，我国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只能打六十分，刚及格。

　　我觉得他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甚至还稍稍高了一点。一方面，新闻发言人个人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从整个制度层面、社会环境看，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和社会公众的认可还有很远的距离。

　　在这个过渡时期，我充当的是第一个吃螃蟹或者敢于吃螃蟹的人。说高一点有某种开拓意义，说低一点就是有点不知好歹。但我确实感觉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太有必要了，我们的工作太重要了，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太有帮助了。

　　南方周末：你怎么消除你曾经表达过的那些委屈和伤害？

　　王旭明：我想，首先有一个信念在支撑你，说大了是教育部党组的信任，说小了就是我的领导和同行们的支持，这对我非常重要。在他们那里，我听到对我的支持和善意的提醒与工作建议。

　　此外，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我比较能抗压力。但要说这些批评对我没有一点影响也不可能，多少会让我受伤害，在心理上留下点阴影，因为我不是超人。

　　南方周末：你恨不恨你认为的那些误解你，故意曲解你意图的人？

　　王旭明： “恨”好像不是很准确。“厌恶”。还不是光恨，也有恨的成分，包括烦，有时候常常有烦，就是那种厌恶的感觉。

　　“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南方周末：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能够提高所在部门的美誉度，你觉得你向媒体的发言，是提升了教育部的形象和美誉度，还是相反？

　　王旭明：应该这样说，我的工作加强了教育部的透明和公开，加强了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现在还远远不够。

　　南方周末：你是新闻发言人，却经常成为新闻当事人，你觉得是媒体的悲哀还是你个人的悲哀？

　　王旭明：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发言人职责的理解。首先我认为现阶段新闻发言人应当承担“传达政策、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这十六字职责。

　　新闻发言人第一职责是传达政策，但是仅仅传达政策远远不够，所以要“提升理念”。我们国家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观念激烈碰撞，新闻发言人应该在工作中提升人们对新闻发言人价值、意义的认识，这是他们应负的责任。

　　“引发深刻”是人们对很多社会现象、问题，只看表面不注重思考内质，肤浅成为一种习惯，新闻发言人应该领社会之先，引发大众做更深刻的思考。“丰富情感”就是新闻发言人应该把国家出台的政策、活动，和颜悦色告诉社会公众，和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

　　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人们没有对我“传达政策”上有什么意见，批评集中在后面的“提升理念”、“引发深刻”和“丰富情感”上。但我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南方周末：你最喜欢的新闻发言人是谁？

　　王旭明：国内的就是武和平、毛群安、王勇平和焦扬等，还有外交部的这几位发言人。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是去年国务院新闻办指定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3个试点单位，我们3个人关系很好。武和平的特点就是语言丰富，逻辑缜密，表达一致。他工作这么繁忙还写了好几本小说，他最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很好。

　　国外我很喜欢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几位发言人，他们既沉稳老练又不失朝气魅力。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国外新闻发言人有很多种，但有一个人值得关注，就是萨达姆政权时的萨哈夫，据说还有很多国家要聘请他做新闻发言人，但他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他把新闻发言人做到了一种极致。

　　南方周末：如果某一天你离开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位，你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

　　王旭明：我希望有人说他曾经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前进努力过，曾经前进过，曾经开拓过。我随时做好从事另外一个工作的准备。我这人一直希望有过的经历更多一点。我认为人生的财富就是经历。我做这事已经5年了，一切变化都在意料之中。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