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谈到她初到剑桥执教，即被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吓”得一愣一愣的。有学生在作业中控诉西方国家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有学生为“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在几乎可以认作是诸多普世价值的策源地的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英国，21世纪，世界级名校剑桥大学，“古拉格的幽灵”竟徘徊不去？

　　但重要的不是学生说的“对”与“不对”，而是学生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的首章谈的就是“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言论自由），在密尔看来，即使是对显明的错误言论的压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密尔认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非惟攸关人的价值与尊严，亦且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之所基。密尔特别提出禁锢言论的代价有二，一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二是“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从来没有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还是让我们来重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女革命家卢森堡的话吧。1918年十月革命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在《论俄国革命》中对苏俄体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竭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和英国学生可以在作业和考卷中“放言无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国家的大、中学校的政治思想理论课考试的“禁令高悬”———“答题不得出现政治性错误”。我曾问过一个刚刚考完试的学生：什么叫“不得出现政治性错误”，该学生的回答让人“绝倒”：就是不准说真话呗！我自然不会肤浅到认为凡“政治性错误”的言论都是真话，凡“政治性正确”的言论都是谎话，但该学生的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回答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文章可谓车载斗量，教育专家借此出足了风头，时评作者赖之赚足了稿费。但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却没有或者鲜有人道出；最最关键的答案不就隐藏在英国学生的“放言无忌”和中国学生谙熟“忠于、紧跟、一致”那一套话语的对比之中吗？

　　中国孩子则说“今天我幸福地见到了……”，美国孩子说“总统先生，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你吗”。这又是一组对比，这样的对比背后同样隐藏着那些宏大问题的答案。连小学生 也懂得在有些时候必得用报纸社论语气讲话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创新活力 的社会。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见到了大人物就是“幸福”，长期的潜移默化，在孩子的无意识中，自己的“幸福生活”端赖国家的赐予，自己不需努力，甚至不需思想，只需爱戴 、拥护领袖，即可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美国孩子来说，总统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甚至是“不值得信任”的，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思想都很重要，思想的裁判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未来不能由领袖摆布，幸福、安稳的生活端赖自己的努力与创造。哪一种回答，或谓哪一种教育更通往健全的人格，已无需多言。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这样的问题不需长篇累牍地论证来，分析去，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因为答案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就连我的教中学化学的夫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于餐桌上每每道及，我则正好借之佐酒，叹息之余，浮一大白。我想那些专家们的欲言又止，躲闪其词的论证分析，未必比我们夫妻之间的“私语”高明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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