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政策50年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国家高度统一性，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两者都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

　　课程政策是教育政策的具体化，又集中反映教育政策的变化。而教育政策，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因此，课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稳固国家政权，实现人民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我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文化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实现统一意志，宣传组织人民统一思想和认识，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其政策的制定，当然也必须服从于政治经济的需要。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根据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来制定。因此，当时制定了在中小学实行中央管理课程，全国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政策。

　　"十年内乱"期间，教育受到巨大冲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课程政策的全国集中统一性，根本无从谈起。这对国家的基础教育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内乱"结束后，中国又面临着恢复和发展教育的重大问题。为尽快实现国家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又又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政策和教材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行，有利于尽快结束全国教育的混乱局面，建立国家教育的权威性，实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央作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目的是全面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适应，中央作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放了教育管理权，对课程政策也作了改革。在保证基本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行课程教材的多样化；教材的编审分开，不同地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编写和使用教材等。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实践的发展，各地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课程改革日益深入，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各方面进行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和作用，国家教育部制定了课程的三级管理政策，进一步放权，允许各地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地区的地方课程，编写地方教材；有条件的地区，可制定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和使用教材。

　　由上可见，国家课程政策的变化反映着教育政策的变化，也体现着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在教育领域引起的变革。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与发展是多种矛盾关系辩证统一的变化过程；要制定好的课程教材政策，必须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

　　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有几对矛盾范畴或关系范畴对课程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这几对关系范畴，也是制定课程政策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政府行政指令与教育发展规律的关系。课程政策是国家教育意志的体现，必须反映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在中国是这样，在外国也是这样。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制定课程政策的权利，并进行相应的课程管理职能。但政府制定课程政策，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必须建立在对国家的教育实际和国际教育发展进行充分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不能凭主观和长官意志，特别是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教育的短期结果、完成"任务"而作出超越时间限制和实际可能的决策。课程政策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不能变化太频繁和跳跃性太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历史的教训。在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时，要注意吸收历史经验和教训。50年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不断摸索、曲折前进的过程，其中有喜有忧、有经验也有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正确的课程政策的制定既要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也要遵循教育规律，并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

　　2．课程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制定课程政策，制定教育目标，必须从国家的教育实际出发，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民族性和民族总体特征，有利于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但是，强调民族性不是不要国际性，强调国际性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强调民族性与国际性是统一。一个民族，只有把自己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课程政策的制定，也应符合国际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基本趋势，不能落后于国际教育发的步伐。课程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这一对矛盾一定要处理好，尤其是在未来时间更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