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啊,记得听老师的话!”站在校门外,黄勇(化名)不忘给第一天上学的儿子小可乐(化名)叮嘱几句。
小可乐就读的是一所北京市属重点小学,属于“幼升小”家长群体中流传的那种“牛小”。为了能给孩子找一所好一点的小学,黄勇夫妇从小可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筹划。几年来,他们几乎试过了所有的办法,托关系、筹赞助费,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的工作都做遍了后,今年7月,他终于等来了学校的通知——交10万元赞助费,孩子就可以录取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孩子录取的这所“牛小”只收支票形式的赞助费。
上幼儿园费尽周折
黄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两人从小学念到大学,再到工作,除了出去旅游,几乎都没怎么离开过北京。黄勇和妻子都是普通白领,他自己是公司的中层,而妻子在另一个公司做人事工作,生活富足美满。6年前,儿子小可乐的降生,更是让整个家庭沉浸在无尽的喜悦当中。之所以给孩子起名“小可乐”,是黄勇希望他能够从小在无忧无虑中健康成长。“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都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不是重视素质教育了嘛,我觉得真别给小孩那么多压力。”
可事与愿违。小可乐上幼儿园,就已经让家里费尽周折。为了能让孩子在离家近一点的公办幼儿园上学,黄勇托了很多关系,最后是动用了岳父大人老战友的关系,才勉强挤了进去。
“那也是花了小一万块钱赞助费的!”黄勇说,自从有了挤进幼儿园的经历,他便对孩子的教育前景不再抱有“幻想”。小可乐进入幼儿园后,黄勇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关注教育话题。
“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只要是年纪差不多的,都有了孩子,孩子的上学问题成为回避不开的话题。”黄勇很快就意识到,“幼升小”的重担已经压在他这个年轻的父亲身上。小可乐的户口随他,登记在东城区,他家附近的片区内有几所普通小学。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黄勇和妻子一起,去了片区内的那几所小学“考察”,结果都不尽满意。硬件设施,这几个学校连个完整的操场都没有;软件方面,师资力量似乎也不大有竞争力。
10万元才能选“牛小”
择校?夫妻俩开始思索这个原本不愿涉足的麻烦事。“我俩也讨论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择校。像我俩小时候,都是普通学校出来的,后来都能上不错的大学,现在的工作也满意。但是,现在我们设身处地了,却发现,情况跟30年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教育资源不够用,而且分配也不均匀。重点小学和普通小学的差距非常明显。硬件还能忍,关键是软件差距太大,整个学校的教师质量、学习氛围、学生素质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也知道择校不容易,想进好学校的人,已经挤破头了,但是没办法,孩子只有一个。”
两口最先想到的办法是买学区房,打算把家搬到重点小学附近。不过,学区房高昂的价格最终让俩人望而却步:“学区房各方面的条件和我们现在的房子都差不多,却要贵20%,一套下来差价就是小一百万。而且学校的招生政策每年都在变,学区房的年限、区划范围都是问题,想想只能作罢。”
最终,俩人还是决定托关系,交赞助费。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亲友关系,黄勇通过中间人找到某城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赞助费——10万,这还不算走关系的各种花费,据说,这已经是公道价了。
为什么只收对公支票
关系打通了,孩子也在那所重点小学报了名。但录取通知没到,黄勇的心还是悬着。等待通知的那段时间,只要手机一响,黄勇就觉得是学校打来的,“都快神经衰弱了。”
7月份,学校的电话终于来了。通知两件事:一,小可乐录取了,这让黄勇觉得终于“上岸了”;二,赞助费要交,但是只收支票,不收现金、不刷卡。“这是怎么回事?我去哪弄支票?去银行开个人支票,但是学校又不收,必须是对公支票!”黄勇有些懵了。
跟中间人打听了之后,得知这是今年的新规定,必须照办,要不然,到手的录取名额就“溜”了。没辙,找地方开支票吧。自己单位和妻子的单位,黄勇都问过了,需要走的程序太多,麻烦不说,又得托人,而且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情急之下,黄勇想到了开个体公司的大学同学李岩(化名)。李岩自己经营了一家有几十个员工规模的小公司,虽不起眼,但是可以开对公支票,这对黄勇来说就足够了。
听说是孩子的事,李岩二话没说,答应帮黄勇开支票。从黄勇手里接过10万元现金的时候,李岩特仗义地说:“别谢我,这都是该做了。我孩子也快上小学了,你这算是先走一步,给我攒点儿经验。”
拿着对公支票,黄勇去学校交赞助费的时候,还被要求签一份赞助协议,以证明这笔钱是自愿赞助给学校的。支票交了,协议签了,黄勇只拿到一张收据,“就是在小卖部里才能看见的那种薄薄的一张纸,没有发票。”
手续办完,小可乐的“牛小”之路终于打通了。黄勇还是心有余悸,“真是太累了,不知道‘小升初’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
最让黄勇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还得对公支票,“又不是每个家长都是开公司的,哪那么容易开对公支票的?”而且,他还听到别的“牛小”家长的“遭遇”——一个人开对公支票都不行,还必须是8个家长联名开对公支票,学校才收。
借口公对公的赞助费
传统意义上来说,黄勇交的是一笔择校费,这是相关部门明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的。如今,择校费以赞助费、共建费等新的名称继续在“幼升小”、“小升初”、幼儿园入学等教育阶段广泛存在。
黄勇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了解到,今年“幼升小”,很多“牛小”都不再收现金,而转收对公支票。“对学校来说,采用对公支票的形式,比以往收现金要安全很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相关部门明令禁止的是“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但并不禁止企业向教育机构进行捐赠和资助。家长拿着对公支票到学校交钱,钱并不会直接划到学校的账上,而是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者教育基金账户上,然后再由这些账户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学校。家长拿到的一般是一份“某某公司自愿捐赠”的收据,有的甚至连收据都拿不到。如果相关部门真的到学校查账,这些支票形式的赞助费与学生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学校方面不存在违反规定的嫌疑。
像黄勇这样的家长,即便手握收据,也形成不了学校收受赞助费的证据。而且,更关键的是,没有家长敢于站出来实名举报。“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么一个入学资格,如果真的举报了,孩子以后还上不上学了?还是算了吧,反正已经搞定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各大教育论坛里,都流传着北京市重点小学择校费排行榜,各“牛小”的择校价格从几十万元到几万元不等。有研究机构在2011年公布了数据,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这些费用绝大多数用来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同时,那些学校花不完的“择校费”,最终流入小金库,而这往往引发一些职务犯罪。 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