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作为一个学生社团，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受到的关注显然是太多了。自1999年成立以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农民之子”的会员发展到了300多名，而它的很多大型活动都被从报纸到电视的各类媒体所报道。

　　2002年的5月底到6月中旬，“农民之子”又举办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培训和关注流动儿童教育座谈会的活动，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其实，“农民之子”的主要活动还是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而这种方式在北京大学生所参与的各种公益活动中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为什么“农民之子”就如此受媒体青睐呢？

　　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农民之子”支教工程的总负责人——安紫，试图揭开这个谜底。

仅仅靠热情是不够的

　　“农民之子”这个名称，很容易就能集中很多关心农民问题的大学生，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因为摆脱了农民的身份而忘记了支撑着中国的9亿农民。这样的社团首先是靠热情团结起来的，但仅仅靠热情又是不够的。

　　安紫向记者讲述了学生社团的一些特点：

　　“学生社团原来的工作往往是‘象牙塔’里做出来的，脚不沾地，太‘理想主义’。”

　　“学生社团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碰到什么东西就被弹回来、掉下来。然后就觉得很失望，特别失落，觉得别人不关心他，最后就被边缘化了。”

　　这是因为，不少学生虽然有热情，但并不清楚“做什么”和“怎么做”。在高涨的热情碰到困难的时候，确实有不少大学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一进大学的校门，就不仅仅是取长补短了，而是要学会扬长避短。正如过去的一句顺口溜，‘大一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二的时候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的时候知道自己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安紫向记者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有一个学生特别可爱，问大家，“你们有什么任务派给我。”安紫跟她说，你应该努力去做馅饼，然后发给大家，问：“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安紫评价道，这种总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做法使很多学生社团难以真正地开展工作，消磨了不少人的热情。

　　安紫认为，热情是做事情的动力，但真正让事情运作起来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支撑。

　　事实上，在“农民之子”以前的活动中，因为急于扩大社团的范围和影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过激行为，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碰过壁。而现在的“农民之子”，则希望通过影响他人，带动他人而达到使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的目的。安紫说：“让别人逐渐认可我们的理念，这是需要时间的。”

　　现在，在“农民之子”的网页上，已经有清华大学等其他学校同学的留言，赞同并希望参与他们的活动。而外地的一些学生社团也开始注意到了他们，表达了做类似事情的意愿。

一个“浪漫主义者”

　　安紫，1975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方向是中国古典文学。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评价安紫时，认为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安紫却认为不少大学生是“理想主义者”。

　　她觉得，她和60年代的人沟通没有什么障碍，倒是和现在的孩子有沟通障碍。他们没有信仰，倒是有目标，很功利的目标。

　　但是，加入到了“农民之子”后，她发现，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满怀热情的人。

　　为了“农民之子”的活动，安紫贴进去了不少的个人积蓄，并且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到现在，支教活动的经费也只不过是勉强支撑。据她介绍，有些资金甚至还是她丈夫无偿提供的。更有意思的是，安紫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租到的一处房屋，甚至成了“农民之子”的办公室，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料只能放在她那里。

　　由于她有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经历，本来她完全可以去兼职做策划或制片，但因为“农民之子”的事情，她都放弃了。这甚至引起了她以前的朋友的不满，一位要好的朋友请她去做策划而被回绝的时候非常奇怪，这件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如此吸引她。其实，她原来还有很多路可走，但现在自己可能介入得太早了，耗费了自己太多的精力。

　　本来她有先去赚点儿钱，然后再回来干的想法，但由于自己想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她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五年培养一些能够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的人。

　　“现在，我支撑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百年育人，所以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

受益最多的是大学生

　　谈到“农民之子”的活动，安紫认为，实际上真正受教育的是大学生，他们才是“受益最多的”。

　　据她讲，她在毕业的时候，和很多大学生一样，感到非常留恋学生生活。而现在回忆起来，是因为在学校里还可以犯错误，但工作了就不能犯错误，“必须学会自己为自己负责”，而很多人却总想获得别人的原谅。

　　这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教育理念有问题。安紫认为，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中，给学生的东西太多，而没有让学生自己通过努力去获得什么。

　　所以，很多孩子，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没有了向上的动力。因为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什么，也没有自己选择的过程，所以也不知道珍惜什么。

　　安紫向记者谈起了这样一个事例：

　　在采访一位抗美援朝时期回国的老科学家时，老科学家向她解释了当初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他介绍，经历过济南大惨案后，那时他每天都做噩梦，有人用刺刀追杀，逼着他跑。他很清楚什么叫丧权辱国，所以他要回国，即使是经历过了“文革”，他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

　　安紫认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经历过，所以他的情感不是抽象的和空洞的，而且特别强烈。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宣传没有进入他们内心的真正世界，而总是讲他们如何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但没有讲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回来。

　　“事实上，现在我们受到的很多刺激都是物欲的。”

　　而支教活动无疑也使不少学生了解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虽然也有一些孩子的父母并不贫穷，甚至是到北京来开工厂的，但大多数是城市的边缘人群的子女。

　　在对安紫进行采访时，“农民之子”的另一位活动负责人谈到了暑假去贵州支教的活动。当记者介绍贵州的贫穷状况时，他非常惊讶：“现在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吗？”

　　确实，现在的学生对社会现实了解得还非常少。也许他们对很多统计数据有所了解，比如在贵州，2001年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仅为39．7％，而全国的普及率为８5％，但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故事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正是像“农民之子”这样的社团使他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这些，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做好事，为什么不宣传”

　　安紫在采访中时，向记者感慨道：“现在的广告时代，给人的影响太大了，简直把人给异化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正义的东西没有一个宣传的阵地。”

　　事实上，当初安紫请她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来报道“农民之子”时，那位朋友根本不相信学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直到他亲临现场才口服心服。

　　安紫对此评价道：“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建立信任。”“本来应按社会价值来酬劳人，但现在很多东西都非常扭曲。”

　　实际上即使她有很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但并不是时常都能得到支持。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举办“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之前，安紫给一些演艺圈里的大腕们打电话，但却没能获得什么支持。

　　而就在这个联欢会之前，北师大实验小学也举办了一个“六一”联欢会，大腕云集。她向记者讲述：“当我站在场地外时，眼泪都快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支持。”

　　她认为：“很多关心社会疾苦的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确实如她所说，“我们在做好事，为什么不宣传？”

后记

　　“现在的很多环境是必须把别人给打败了才能成功，不是那种人人相互搭一把手的互助。这不正常。难道我们非得建立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吗？”

　　安紫认为：“现在需要每个人想一想，是要社会给自己什么，还是自己给社会什么。”

　　幸好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中国还有希望工程、烛光工程、广州的灯塔计划，等等，还有这背后众多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