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们曾经满怀求学的梦想，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招牌吸引过来后，却发现陷入了一个可悲的境地，600多名2000级学生最终只剩下60多名。此事真相如何？学生和家长强烈呼吁本报进行调查

　　“两年前和我同时入学的有600多名学生，现在只剩下63人。”5月18日，湖南籍学生柳菲对记者说，“我们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金字招牌吸引到北京，交了那么多学费，耽搁了两年时间，却落到这样的地步。”柳菲说，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记者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他们上课的地方，不是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甲7号的中国人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内，而是在清华东路双泉堡甲68号的一个“学校”内，“学校”门前的污水河散发着刺鼻气味，隔壁就是一家鸭制品厂，工厂与学校同处一个院内。

　　让高考落榜生狂喜的招生广告

　　2000年高考过后不久，在湖南省的各大媒体上和长沙市规模宏大的“百花人才市场”里出现一则让人心动的招生广告。

　　这则注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招生简章上写道：“我中心办学地点设在人大成教学术交流中心院内，教室、自习室、图书馆、计算机房、语音室、操场等设施全方位服务，师资力量雄厚……考试合格后，由主考院校和北京市高教自考委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或大专毕业证书，并颁发中国人民大学的结业证书。”

　　“可以想象，这样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对高考落榜生的吸引力。”一名学生回忆说，“甚至对有些已工作的人也充满诱惑。”

　　曾经高考落榜的柳菲喜出望外。本来她在湖南某公司任营销主管，事业上已小有成绩，但还是抵挡不住这个广告的吸引。她打算珍惜上名校深造的机会，只是对“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可靠性还是心有疑虑。但等她来到设在百花人才市场内的该中心的报名处时，络绎不绝的咨询者让她放心了不少。

　　面试看起来很正规：在百花市场的一个单间里，考官一丝不苟地向学生提问———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你能吃苦吗？毕业后打算怎么办？……

　　几天之后，柳菲接到了盖有“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公章的《录取通知书》：“你已被我中心新闻专业全日制高教自考本科录取。”通知书封面上，是灯火通明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我要上人大了！”柳菲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

　　“连杀人疑凶都给招进来了”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从全国各地招来的600余名学生前往北京报到，他们被通知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大楼内办理入学手续。

　　此届学生中，工商、新闻专业各约150人，计算机专业120余人，法律专业近100人，英语、金融专业各约60人。和柳菲一样，所有学生将读完“全日制四年本科”。学生中近半数来自湖南省，其余生源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

　　同学们高兴地看到，这里气派的学校大门、明亮的教室、安静的图书馆，与招生简章上刊出的图片一般无二。

　　这批新生参加了统一的军训，训练时他们被要求喊这样的口号：“今天我们以人大为荣，明天我们就是人大的骄傲！”

　　这一切让曾心存疑虑的学生们吃下“定心丸”———他们坚信：自己是真正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不美妙。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人教育中心仅上了两堂法律课，他们就接到校方通知：这批学生不能继续留在校园内，必须移至清华东路双泉堡甲68号的一个“教学点”上课。

　　从流淌着污水的小月河桥头走过时，学生们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灰暗：新“学校”（下文中的“学校”均指清华东路双泉堡甲68号教学点）的门前虽然挂着“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自考部”的牌子，但条件让人难以恭维。整个“学校”惟一一栋两层高的教学楼，和东升鸭厂仅相距50米，民工在学院周围四处游荡。校内没有语音室，而所谓的电脑室，不过是一个已承包给个人的收费网吧。

　　学生们说，他们远离家乡，又已经交了学费，这一切是他们无力改变的，只能选择了屈服。

　　但此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一批人对“学校”颇为不满。开学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学校”东侧食堂内人头攒动。一名学生回忆说：“当时我正在吃饭，坐我身边的一个同学突然被几名身强力壮的便衣警察扑倒在地，双手被拧到背后并给戴上手铐。警察把他推到门口的一辆警车里，呼啸而去。目睹此景，所有人都呆了，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校方第二天贴出通告：被捕者姓程，是该校法律专业学生，安徽人，入校前即有杀人嫌疑，警方正四处通缉他。

　　“连杀人嫌疑犯都能招进来，和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这是什么大学？”同学们惊疑异常。

　　不仅如此，学生还反映：他们开学都半个月了，课程表还没有发下来。第二天上什么课、几点上课、在哪个教室上课，都是头天晚上在小黑板上公布，“原始得跟乡村学校差不多”；个别班级在开课后仍无教材；一份《2000年—2001年年度安排》有多处谬误，有的话让学生莫名其妙。

　　另有学生称：“学校”让团员把团关系从外地转至北京，并收取了他们的团费，但一年后学生们发现，团员证根本没有注册过，团费也下落不明。后勤也暴露出问题——热水供应不足；学生在食堂的饭里吃出了毛虫，部分同学为此两次罢餐……

　　烦恼的学生们找到班主任，班主任推说这是领导的事情。而在收齐了各种费用之后，学生就很难见到“校领导”的身影了。

　　一些学生感到前途未卜，又无力抗争，只好收拾行囊，谋求转学或干脆回乡。

　　而大部分学生心存侥幸：“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这么有名的大学，不会不管我们的。”

　　“我们到底归谁管？”

　　但学生们害怕地发现，他们与“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金字招牌似乎越来越远。

　　在入校时，学生被要求缴纳学费，每人每年4500—5500元不等；住宿费为每人每年1800—3400元不等。按此统计，仅第一学期开学之初，校方就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住宿费共400多万元。但学生拿到的不是正规发票，而是一纸收据，上面盖着“北京兴仁达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而非“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

　　“兴仁达公司是怎么回事？和中国人民大学有什么关系？”金融班学生赵鹏称：他受同学们委托，专门跑到中国人民大学本部询问，但对方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赵鹏等一批学生不久后就退学了，按他的说法是：“我就是冲着中国人民大学这块牌子来的，现在搞得不明不白，为什么还要留下？”

　　更让学生们感到不安的是，“不明不白”的东西到处都是：他们的听课证上写的是“北京现代教育培训中心”，《学生年度安排》上写的是“兴仁达教育培训部”；2001年，校门前还出现过“北方交通大学远程网络教学中心”的牌子。

　　到了招收2001级新生时，“学校”居然打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与资本网络培训中心”全新招牌，让老生们啼笑皆非。按柳菲的说法，“每当有人问我在哪里读书时，我都是一脸尴尬。”

　　每一次变动，都会导致一批学生退学。到2002年3月第四学期开始时，当初来的600名学生只剩下63人，其中工商班仅余8人、英语班仅余5人，金融班因仅余4人无法上课而解散。

　　由于这所“学校”实行了“预收费”的制度，部分人提前交纳了学费、住宿费。当他们要求退钱时，被校方断然拒绝。

　　蹊跷的“合作”

　　2002年4月，校方突然宣布，“学校”将与北京另一所民办高校———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合作办学”，学生转入该校，此教学点以后的课程不再继续。

　　到了这个时候，学生才意识到连中国人民大学的结业证都可能到不了手。他们绝望了，一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我的‘忍’字信条被击翻了。将近两年，我穿梭于没有生气的校园，默默承受！我对亲戚朋友从不敢说也说不清我是哪的学生，可是今天，竟然是这种结果！”

　　4月22日下午2时，当学校主要负责人召集2000级学生开会时，一名忍无可忍的女生指着负责人鼻子含泪质问：“要么继续开课，要么退钱！”

　　另有学生去找自己的班主任，一名班主任已经不知去向，另有人说：“我只是个打工的，你们还是去找领导吧。”

　　学生的最低要求是“本学期（4月到7月）部分课程照旧开设”。下午5时，“学校”的负责人之一郭某在由学生们拟订的安排上签下了“同意”。据学生介绍，这个学校的两名主要领导中，郭某代表兴仁达公司，而一位姓刘的领导曾在人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任职。

　　学生们退费的要求仍被拒绝。而且他们被告知：“学校”并入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的结局已经无法更改。

　　接到学生的情况反映后，记者拨通了郭某的电话，郭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双方约定：于当日下午6时在北京公主坟附近面谈。

　　但郭于当日下午3时又与记者联系，突然否认自己是“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奉令不能接受采访，让记者直接找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

　　仅是“管理疏漏”吗？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就此事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位人士说，北京兴仁达公司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另一办学机构成人教育学院，2000年高考后，该公司找到人大教育培训中心，要求“联合招收高教自考学生”。据称，“由于时间仓促”，双方当时只达成了“口头意向”：由兴仁达公司先向社会招生，视招生情况双方再确定具体合作方式。招生时使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公章。

　　记者通过工商部门查询得知，兴仁达公司注册于1999年12月23日，法定代表人即为郭某，其经营范围是教育科技开发、咨询、培训、服务等。工商局有关人士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培训指技术培训。作为公司，“兴仁达”没有单独招收学生及开展成人教育的权利。

　　而据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2000年，“兴仁达”公司共招收学生600余名。尽管人大教培中心与兴仁达公司存在意见分歧，但还是于2000年12月达成协议：承认2000年招来的学生属于教育培训中心，并由该中心发放学生证；兴仁达公司向教育培训中心提供准确学生名单，并将学生学费的15％作为管理费上交教培中心，而后由中心出具正规发票；兴仁达公司搞好学生的管理工作，并接受校方的监督；此后，兴仁达公司不得再使用“教育培训中心”的公章。

　　此负责人称，他们曾于2001年6月14日通知兴仁达公司终止协议（原因是学校听到传闻，“兴仁达”办学不规范，且学校正在清理非学历教育），不能再以“中国人民大学”名义招生。2002年4月，兴仁达公司郭某等人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联系，说目前只剩下60多名学生，无法维持正常教学。

　　“这些学生是可以回中国人民大学培训中心本部学习的，”这位负责人说，“但后来兴仁达公司称，教学点已和北京市海淀走读大学合作办学，余下学生被转至海走学习。”

　　这位负责人承认：中国人民大学管理上的疏漏，是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她同时表示，学校将妥善安置余下的60多名学生。

　　但学生们对这个回答还是心存疑义，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要由一个公司来从中操办，而且在招生通知书里没有写明？为什么在招生时和长达两年时间里拒绝向学生说明实情，直到媒体介入了才被迫公布？向学生收取的数百万元巨款到底用于何处？账目是否清晰？已经流散的500多名学生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

　　■后记

　　记者对此事开始采访后，文中涉及的60多名学生，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文件——《关于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清华东路教学点2000级自考生继续学业的几点意见》。文件称：“教育培训中心承认，目前在读的2000级自考生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并欢迎他们回本部学习。”

　　发稿之前，又有学生告诉记者：人大已为2000级的部分学生办理了盖有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公章的“结业证”。拿到证书者共约130多人，其余近500名曾就读于此的学生由于联系不上，暂时无法办理。

　　（文中学生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