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昨天开始,昨天也是教育部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进入高校招聘毕业生的第一天。2003年,我国高校自1999年大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将要毕业,也是我国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是增长缓慢或与往年持平。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我国将有创纪录的2300万人需要就业,其中新生劳动力1400万,而应届高校毕业生又占其中的一成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承担着安排城镇适龄劳动者就业的责任,对大学毕业生,各级政府部门更是兜底包揽。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政府管失业,市场管就业已成必然之势。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对年龄大的下岗困难群体,还需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的话,那么,具有年龄和知识优势的大学毕业生,必将更多地被鼓励去自主就业,乃至开拓创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将采取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就业为动力的新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弹性就业、短期就业、自主就业将是一种就业的常态。
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提供了大学生自主就业的社会环境,并且,已有一批勇敢者在亲身实践。他们的状况如何?社会还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从今天起,我们刊发一组系列报道,以期引起各方关注。
去年大学毕业的李永斌,由于当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户口、档案被寄回陕西咸阳。然而,当家乡人事局通知他市长需要一个新闻秘书时,李永斌断然回绝了。
如今,李永斌在北京一家知名网站当文字编辑。“如果说父辈们经历的是那个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下海’年代,我们经历的则是一出生就在体制外的年代。”李永斌说,父辈们是无奈的选择,而我们是自由的。
今年全国高校有创纪录的145万名学生毕业,明年将再创新纪录,达到212万人。“这么多人,体制内能解决多少?”李永斌对自己的先知先觉颇为得意,“更多的毕业生将和我一样,生于体制外。”
灵活聘用已成主渠道
小刘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中心的得力干将。不过,从与电视台的关系来说,她属于“打工族”。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杨晓民把央视员工的构成分成3层: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松散层”约占全部员工的60%。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新闻主编用“滚动新闻”来比喻央视的用工制度,他说,手下的记者出出进进,经常不清楚明天谁将发稿给他。“我们这儿是真正的弹性就业。”
“我们至今还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国家总共给我们2400多个编制,但事实上央视的发展需要近万人。怎么办?”杨晓民说,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央视走到中国事业单位人事改革的前列。
“编制外聘用”,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自创的一种用人制度。对那些确实需要的人,可突破编制,不管户口,台里自行聘用,其住房、福利、升迁完全等同正式职工。可是,“台聘”现在也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最边缘的“栏目聘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临时工”。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临时工已经成了部门或栏目的业务骨干,他们许多人已经成为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杨晓民解释道,在央视,一些部门、栏目在人员使用上开始打破正式工与临时工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同工同酬”。
今天,不仅是中央电视台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了编制外就业的机会,外企、民企、私企为大学生提供的条件更加宽松,舞台更加广阔。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在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的许多高级雇员,很多都没有北京户口。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小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选择“北漂”的理由很简单:“北京机会多,有发展前途。”
毕业后,小张的档案被退回了原籍宁夏。如今,坐在一家知名外企办公室的她说:“我不在乎档案关系,从经济收入上讲我觉得很稳定,没有什么不塌实的感觉。”对小张而言,“有一张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就够了”,户口、单位、编制这些东西早已远离了她的生活,因为这些并不太影响她在北京工作。
小张做出同样选择的小姚,3年前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他没有到派遣证上写的那个武汉国企去报到,而是选择了北京。如今,自称“北漂一族”的他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家电脑网络公司的部门经理。3年换了4家单位,但姚先生说,在朋友圈里,他还算跳得比较少的。“这些创业期的公司,随时都可能谁炒了谁的鱿鱼,‘结婚’、‘离婚’非常自由。”
“没有这么自由出入的单位,我这个外地人可能在北京自由工作吗?”小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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