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位教育部官员日前在天津表示，实施10年的大学扩招政策“没有大的方向的问题”，但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教育质量。

　　9月19日，在天津科技大学50年校庆举办的“高校特色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作出了上述表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隶属教育部，是我国的教育宏观决策咨询研究机构。

　　之前扩招最快的是研究生 今后将是成人本专科

　　扩招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变化。然而，增幅最高的并非公众普遍认为的本科学生，而是研究生。相比于1993年，200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增长了8.9倍,普通本专科招生数同期增长了5．12倍。

　　1993年~200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从4．22万增加到41.86万，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92.4万增加到565.9万人。扩招带来的明显变化是，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从500万增加到2700万，增长了4．4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增加到23％。

　　“中国高等教育平台的顶部已经开始变宽，这对发展模式和体制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力在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对策”的演讲中指出。

　　不过，今后的高教规模，“总体是小步往前走的态势”。目前高校扩招的势头趋于平缓。张力对此解释说，这并非各校自己安排的结果，而是国务院在宏观调控招生指标，就像“打了大仗以后要调整一下一样”。

　　他指出，“十一五”规划的15项指标中，只有5项指标的增量是大于“十五”规划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2000年的1230万增加到2005年的2300万，2010年要增加到3000万，后一个5年的增量大幅下降。研究生“十五”期间增加了68万，“十一五”期间仅增加32万。普通本专科学生从2000年的556万增加到2005年的1562万，再增加到2010年的2000万。与此相比，增长空间较大的将是成人本专科教育。

　　扩招之后高教毛入学率的世界位次变化不大

　　虽然许多批评将扩招视为影响教育质量的一大因素，张力强调：“中国人力资源提升的幅度，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在扩招情况下，世界仍然认可我们基础教育和本科生的质量，也认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研究生质量是靠得住的。”

　　“有些老同志怀念以前很高质量的师资、很少的一点学生、很高的教学质量，这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事到如今，你不把这样一个总体规模提升上去，中国的整个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是成问题的。”

　　张力说，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项指标上，我国扩招前后的世界排行并没有明显提升。1998年（扩招前一年）排在第80位左右，而现在处于第75位左右。“也就是说，其他国家都在扩招。如果我们不扩招的话，现在的局面更被动。”

　　“如果我们现在高等教育还没有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被动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起来是不是会大打折扣。‘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整个项目组当中，几万人在一起联合攻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员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都是在最有创造力的阶段，及时接受了高等教育，才能进入攻关团队。如果没有高等教育扩招，向这些攻关计划提供这么多后备人才，是不可能的。”

　　据此，张力强调：“高等教育扩招这样一个决策，没有大的方向的问题。总的来讲是缩短了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是缩短的步伐还不够。”

　　校均学生规模扩大近3倍 生均教育经费下降逾2成

　　与激增的大学生数量对照明显的是，“政府的努力似乎还不够”。张力认为，“要保持高等教育的良好态势，需要明晰政府责任。”

　　据张力介绍，我国高校校均学生规模从1998年时的不到5000人，上升到了当前的1．4万人。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迅速下降，2000年为7310 元，2005 年降到了5376元。考虑到物价因素，“这种缩水就不是小数了”，这“意味着政府拿来的钱，原来只够5个人吃，现在要8个人吃。这给学校筹资的压力是空前巨大的”。

　　张力指出，教育经费占GDP6％以上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的基石。但我国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到2000年要达到4％的目标，并没有实现，2006年也仅占3．01％。“中国能否在2010年实现4％（的目标），还是有疑问的”，因为这需要2007年~2010年间，每年至少增加0．25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GDP这个基数快速增长，提高教育投入比重的难度，无疑越来越大。

　　令人鼓舞的是，中央财政今年大幅增加教育投入，由2007年的1076亿元增到1562亿元，增长45％。增加的投入，大致相当于1998年~2002年第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5年的增量。

　　不过，张力担心各地出现“挤出效应”——有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地方就减少了投入。事实上，《教育法》规定教育预算内经费要高于财政增长，很多省都做不到。2002年~2006年的5年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一年度下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有7、17、19、23、18个之多。

　　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另一个矛盾所在。北京当地院校的生均拨款比中央部属院校还多，而四川、江西培养一个公办大学生，仅能得到2000多元政府拨款，“还不足上海培养一个公办小学学生（经费）的四分之一”。张力感慨：“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我们国家这样——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质量？”

　　来自政府的投入不到一半 逼得高校想方设法创收

　　在演讲时，张力列出了一些关于教育投入结构的表格。

　　表格显示，我国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80.5％下降到2006年的40.8％，“一路锐减”。而教育总投入中，社会捐资集资经费的比重更是连年下降。“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健全的国家，社会捐资集资的比重这么低的，从1991年的8.6％降到2006年的不到1％了。”

　　教育投入结构表中，主要上升的部分是学杂费。“学费、杂费、其他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太快，实际上就是让学校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创收。”

　　另一份中外比较图表则显示，2006年中国高校总经费中，政府投入占42.6％，非政府投入占57.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英、法等30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国家，政府投入占79％，非政府投入为21％；部分非OECD国家，政府投入占64％，非政府投入占36％。

　　“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大学是公立的，姓‘公’不姓‘私’，政府应该负起很大责任才对。”张力说。 (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