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名清华学堂。1925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结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他于 1911年到清华讲演，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最早在清华提出将传统与当代、中学与西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思想。这些在国学研究院中得到体现。

　　例如，研究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体”(整体)有所研究，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鳞半爪，能够把握其总体精神。还要求导师们能用新方法去梳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同时了懈世界学术发展之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倡导导师与学生个人接触，在人品上和学品上给予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有这些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80年过去，今天我们看上述四位导师在国学研究院开出的门类繁多的课程，仍然会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境界的开阔。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几年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文学者，这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院为清华奠定了人文传统的深厚基础，她的精神后来为清华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群所继承和发扬。清华校史上繁花似锦的人文课程和成果，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需要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国学研究院的内在价值。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只知固守国粹，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以下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做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新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遗书》五《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十年中国发现之学问》)，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 (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册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他从元稹、白居易的诗词中发现唐代艺术文化的前后变化，又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唐代史事，以文证史。他在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与他这种开阔的学术胸襟密切相关。

　　我在以上所写关于清华国学院导师们在学术上会通创新的一点一滴，只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他们和其他清华人文学者在学术创新上曾经作出过很大的功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可惜这方面的学术历史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有些愧对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