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张子高教授是我国老一辈化学教育家，古代化学史研究的拓荒者，清华大学化学教育奠基人[ 1 ] 。在化学教育方面，张子高教授严谨治学、以身作则， 重教书、更重育人；在古代化学史研究方面，先生开创性地使用现代化学研究方法对我国古代化学史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沧桑的人生旅程

　　张子高，原名张淮，字子高，又名张芷皋，1886 年7 月14 日出生于湖北省枝江县。少时念私塾，中秀才，1903 年进入武汉文普通中学堂学习。19 世纪80 年代至1911 年这一阶段，清王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少年张子高目睹此种国势，立志救国救民。1909 年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与“问政、求学、观其光的心情，张子高考上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第一批庚款公费留学生，留学美国，成为我国最早攻读近代化学的留学生之一。张子高师从A . A. Noyes ，成绩优秀，进行了稀有元素分离理论与实验研究工作，制定了钨族和钽族的分析方案，并被编入《稀有金属定性分析》一书中，毕业后被Noyes 留在身边做助理研究员，前途一片光明。然而爱国心切的张子高并未忘记到美国留学时“科学救国的初衷，最终放弃了美国的一切，于1916 年毅然回国。

　　回国后，张子高认为“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必先从教育入手”，因而投身教育界[ 2 ] 。1916 年9 月到1929 年7 月，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 、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29 年8 月， 应聘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兼系主任；1931 年12 月，张子高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抗战爆发后，张子高于1938 年初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因家事返回北平， 曾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中国大学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并兼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1945 年抗战胜利，他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之邀参加了校产接收委员会的工作，重返清华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时，考虑到数理化等基础课对工科学生的重要性，他自愿留在清华大学担任普通化学教研组主任，带领青年教师投入清华大学普通化学教研组的建设和教学工作，1958 年任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主任，1962 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9 年，先生73 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6 年12 月11 日，张子高先生辞世，享年90 岁。

　　2 　卓越的教育教学成就

　　在教学上，张子高先生有2 个突出特点：一是在教学中紧紧跟随当时世界化学学科前沿，向学生传授最新的科学成就，如把化学热力学这门当时（20 世纪20～30 年代） 最新的化学分支学科引入国内并用来培养学生；二是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具有实事求是、认真细心的科学态度，当时他开设的普通化学以70 分为及格线。在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研究教学法，坚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教学改革的经验。授课时，他强调循序渐进，符合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注重总结教学经验，又不断虚心学习新事物，“活到老，学到老是张子高教授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3 ] 。

　　在挑选和培养人才方面，张子高先生有独到的眼光。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时，就支持清华破格录取吴晗这一文史英才[ 4 ] 。同时，先生还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培养。在由于身体原因退出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后，他仍将精力全部用在了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上，希望青年教师更快的成长起来。他常说：“全力培养青年，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我们老一辈的期望”[5] 。

　　张子高先生重教书，更重育人。他高超的教学艺术和高尚的师德照映着每一个学生与青年教师， 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见表1） 。先生投身教育事业60 年，教风严格，治学严谨，授普通化学课时仅教案就工整地写了十几本；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一次集会上谈到“抵制日货”问题时说：“英国之商店，无不将国货与外国货仔细分类，表明清楚。倘有混淆，是要获罪的。英国是以商业立国的国家，特别提倡国货，以免利权外溢。我国为工业落后国家，更应特别提倡国货，以谋事业之发达。抵制日货为救国之重要法门，不能时过境迁，淡然若忘。”[ 6 ] 50 年代后，他又不顾年高体弱，认真学习并带头在化学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一生俭朴，逝世后，其子女遵嘱把他毕生节省的36000 元积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缴纳。

　　3 　独特的化学史研究方法

　　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与管理任务的同时，先生还积极从事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是利用实证方法开展化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20 世纪20 年代，张子高就同他的学生一起对《本草纲目》记载的氯化汞

　　制备方法用现代化学方法进行试验，这是我国通过模拟试验及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范例。

　　张子高先生特别重视化学史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 》绪论（四） 中写道：研究“化学史必须给化学史这门科学一个科学的定义，才能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也必须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化学史的研究”[7] 。先生采用3 种方法结合（如图1 所示） 对古代化学史进行研究：一是实地调查古代遗址和遗物，获取第一手资料；二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古代的各种文献记载；三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分析研究，以推断和判定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这与以往科学史家进行古代历史的考证所使用的方法相比是独具一格的，很好地补充了以往研究方法的不足与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