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本文作者阎阳生：1947年11月出生。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后受聘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社总编。获高级工程师、教授职称。

　　清华园：大学直管的“一条龙”试验

　　1964年，我从“十·一学校”考上了北京最高分的清华附中。那正是国民经济从三年灾害中全面复苏，举国情绪高涨充满希望的年代。那年国庆节，我们新生从清华园乘火车到前门参加国庆游行。我们挤在凌晨的火车上一支接一支地唱歌。

　　毛泽东后来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此时，地处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正在校长万邦儒带领下，进行着一场生机勃勃的教育改革：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一条龙”计划，旨在数年内完成“三级跳”，达到世界一流中学的水准。

　　十九世纪末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独特的自由气质和个人主义，对半墙之隔、地处清华后花园的清华附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每年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就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络腮胡子刮得铁青的万邦儒的讲演，完全不同于墨守成规的校长训示，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三个小时，展示在新生面前的是一幅生动跳跃的改革蓝图：从1960年开办高中用三年时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就要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成为全国名牌学校；再三年，到1969年，以奥林匹克科目竞赛成绩跻身世界名校行列。

　　这种雄心勃勃傲视群雄的方案却有着它坚实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体制优势：和北京市的其他上千所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创立和直接领导的，校长和领导班子直接由大学调任。

　　清华附中的前身清华大学志成学校创办于1915年，是清华大学直办的子弟学校。1946年设立初中，校长由清华委派，曾任校长的孔祥瑛（钱伟长夫人）和韩家鳌直至“文革”仍在校。

　　1960年高中的设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清华大学抽调万邦儒和吴裕良、顾涵芬等一批青年骨干组成了新一届校领导班子。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倡导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三级跳”的十年规划得以迅速实施。

　　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一炮打响。当时的教导主任冯玉中40年后对我说：“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考大学，那升学率是绝对的高啊。那时高中统一招生，全北京都可以报，清华附中后来居上，收分跃居北京最高之一。我们招生的时候，分数里面还主要看外语、数学和理化。不是按着原来的分数排队，我们按着三门课的分数重新排队。”

　　我在1964年报考高中的志愿或许是一个佐证。我的报考顺序是：清华附中、101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和男四中、师大女附中三足鼎立难分伯仲，但外语和数学要求满分。而依托清华、设备齐全、地域开阔、气氛自由，更是城里学校难以比拟的。

　　1960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对清华附中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时任清华附中书记的韩家鳌回忆：“蒋南翔高屋建瓴。那时清华大学（招生）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是高分低能：就是考进来分很高，但一到清华就是不及格。所以他要搞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条龙’。在中学就要外语过关，到了大学不要拖后腿。”

　　蒋南翔提出，清华附中毕业生的外语能不能达到大学的二年级水平，用现在的术语也就是四级。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

　　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以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为统一标准，没有上限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我记得当时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原文的《別佳·沙拉阔夫》。从两眼一摸黑查字典到津津有味难以自拔，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当时的陈小悦、周立基早就参加了大学的考试，超过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

　　清华附中改革和其它中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重视能力培养。以清华大学的需求为标准，在科目突出外语和数理化，让文科成为数理化间的休闲。举办各种课外班和竞赛，变被动应试为主动学习。比如当时“程紫明教学法”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数学题不超过100道，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鼓励创造性。对于竞赛成绩突出者给予重奖，记入档案，奖品有当时难见到的外语大字典。

　　学校出现了奋发竞争良性循环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标兵，如品学兼优的刘延东，文武双全的关天池。对不按教学大纲的出格学生也给予宽容，比如我和邝桃生等高二时要求跳级考大学，初中的卜伟华要求不上数学课，自己钻图书馆自学，校领导也同意试一试。

　　1964年我入学时，清华附中经过三年的锐意改革，正走向它的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