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意义从表面上看是数量的急剧扩大，但是，从更深层次和发展历程看，它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转型。这种转型既是适应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一种创新；它既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一种调整，也是高等教育内部的一个改革。因此，充分认识这种转型的意义、特点和基本取向，对于自觉参与和指导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高等教育超常规的发展需要新的战略和思路
尽管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都经历了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但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据我国"九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看，1996-1998年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本专科在校生的规模从1995年的547.7万人，发展到1998年的623.1万人，年增长率为4.4%；1999年以后国家提出了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即所谓的"扩招"，当年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就由623.1万人增加到7189万人，增长率为15.4%；而招生数量的增长率达到32.1%，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增长率达到42.9%。2000年在前一年扩招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根据2001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人数。如果我们要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那么年招生规模将达到500万左右（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每年招生和毕业的"吞吐量"几乎等于某些大国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的总数。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是有现实依据和基础的。
首先，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知识和人才已经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的关键。然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或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84名，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5和发达国家的1/9。我国在1998年有专业技术人员总量3877万名，占从业人口的5.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至1/3，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7.5%，中专及以下学历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我国教育本身均衡和协调发展的要求。200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各类高中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特别是普通高中的发展规模早在1997年就突破了"九五"计划在2000年达到在校生850万人的目标。由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状况。
第三，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和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满足人民群众这种平凡的要求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责。
坦率地说，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有风险的，它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或者带来消极的影响，等等。正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这样的发展能否保证和达到一定的教育质量？这样的发展规模在以后能否保证毕业生的就业，如果有大量的毕业生不能就业，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这样的发展是不是会由于违背教育规律而受到惩罚？等等。应该承认，如果我们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和制度没有能够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如果我国高等教育本身在体制、制度、办学模式、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等方面不能够进行充分的改革和调整，这样的风险也很可能发生，并带来相当大的危害。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战略和思路，它要通过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部调整和完善来消解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而通过高等教育的整体转型实现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目标。
高等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由政府转向"客户"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包括高等教育的举办、管理和办学，由此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政府与社会发生联系，或者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并不直接与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应该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与社会之间已经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高等学校本身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也已经出现多元化的现象。但是，高等学校本身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和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客户"的意识也还没有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因此，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高等学校的角度看，必须淡化和改变过去"隶属"的观念，不是仅仅把自己看成是某个部委的学校，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把自己看成是为"客户"服务的机构。这里的"客户"包括政府、学生、企业、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地方部门，以及所有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服务的组织和公民。由此形成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依托和支持系统，在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上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才能缓解和逐步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使高等学校的发展获得良好的资源基础。
第二，从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角度看，虽然政府仍然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而且，政府将很可能仍然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管理和提供经费的方式仍然需要转型。就前者来说，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应该促进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应该促进高等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微观基础的建设；就后者而言，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客户"，通过委托和招标等各种形式为高等学校提供经费，由此使高等学校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学效益。
实际上，这种转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目前我国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在面向"客户"办学方面走出了非常大的步伐。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高等学校事业经费下拨的"纵向经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等学校总体经费预算中的一部分，来自其他方面的"横向经费"已经在高等学校经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过去所谓政府的"纵向经费"的下拨方式已发了一定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分配方式转变为现在的"项目方式"。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在学科建设和调整中强调综合性和多学科性，实际上也反映了从过去主要满足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到重视各种"客户"的不同需要的变化，体现了高等教育服务对象方面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的这种"客户"取向，也正是世界OECD组织最近出版的《重新定义第三级教育》一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应该从学科转向市场
所谓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是指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等学校一直是粑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井把学科作为学校各种资源配置的基本结构，包括队伍建设、经费投入、项目申报和管理，以及专业和课程建设，等等，并以此作为高等学校办学的基本思路和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例如，在高等教育"211工程"建设过程中，许多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都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应该说，就高等学校本身来说，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是对的。但是，学科并不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本位和高等教育的出发点。换句话说，办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办学科，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说在高等教育相对封闭的时候，在高等学校只是以政府为中介与社会进行联系，而不必自己操心如何适应社会时，高等学校可以比较单纯地进行学科建设。那么，在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今天，完全和单纯以学科为本位恐怕就会出问题了，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这也就是说，应该更多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高等学校的配置，或者说，按照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变化整合高等学校的各种资源。有两个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向。
第一，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高等学校中学科建设的重要取向，而这种综合的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因为，"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发展的序列，实现了从科学到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因此，现代学科分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转化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丁雅娴主编《学科分类与研究》）。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处于前沿的各个学科，往往都是这种具有比较强的综合性的学科，如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但是，目前高等学校中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是非常有限的，各个学科之间仍然大多是"老死不相往来"，缺乏充分和必要的合作与融合。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其说是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问题，是高等学校本位观念没有到位的表现。
第二，专业建设的本位问题。应该看到，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把过去500多种专业调整、合并为250种左右，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专业的口径，有利于增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对社会和经济的适应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这次专业调整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以学科为本位的。这也就是说，以二级学科，或者一级学科为平台，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并没有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在一些高等学校，专业调整甚至没有突破过去院、系的范围。其实，社会实践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往往并不遵循高等学校中学科的分类。而专业作为现在我国人才培养的基本形式，当然不能仅仅以现在的学科为依据，而必须跨学科地进行专业建设和调整，并由此进入人才培养。
强调这一种转向，并不是完全以市场取代学科，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增强高等学校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所谓"资源约束"是指根据资源的状况（包括数量、性质和特点），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所谓"需求约束"是指根据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等。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条件来看，这样两种约束都是存在的。而这里所说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源约束"所具有的意义，它实际上指的是它们在依据序列中的先后地位。当然，这种先后地位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办学思想。
应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以"资源约束"为主要依据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时期，这种"资源约束"几乎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的根本依据。换句话说，国家财政给高等教育拨多少钱，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有多大；国家给高等学校多少钱，高等学校也就有什么样的办学规模和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一种发展高等教育的思路，即首先考虑我们能够获得多少经费，然后才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既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也与当时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有关。可以认为，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和由此形成的发展思路对人们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对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和思想观念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相反，"需求约束"则是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出发，考虑和决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它强调和重视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以这种需求的大小和特点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依据。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首先考虑和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应该说，这种需求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包括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种人才的需求；它既有数量的要求，也有质量和结构上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区的社会需求也常常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按照需求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需求约束"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种从"资源约束"向"需求约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现实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某些学科与人才的需要，应该成为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确定方向和重点的基本取向。从高等学校本身看，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应该成为确定和选择学校学科和专业发展重点与方向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仅仅根据资源本身的多少进行分配。所以，这种"需求约束"实际上是保证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使这种"需求约束"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这种"需求约束"，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始终保持与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联系，才能不脱离各个地方的实际。应当说这种适应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基本内涵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心应该从宏观体制的层面转向高等学校的层面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任务的基本结束，高等学校本身在这个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与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和进展。从总体上看，这种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矛盾和问题，缓解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约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正是在这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身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和矛盾的焦点。
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也可以看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通常都经历了一个从系统的层面转向学校层面的过程。例如，在美国教育的发展中，系统层面上的改革和规划在20世纪6m年代未和70年代初得到了人们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并寄希望能够有助于克服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便出现了对学校效能的关注。以美国的《国家在危机中》为代表，认为仅仅从系统层次数量上的扩张来发展教育并不能导致有效的学习，因而没有为国家带来人力资本投资者所预期的好处。同样，在新加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发展重点从系统向学校的转移，以及寻找更好的学校模式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一位教育部长就曾经这样说过：在教育系统层面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新的改革必须进入学校层面。显然，这种转向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功能和使命所决定的。因为，人的培养最终仍然是学校的任务。高等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的任务也必然落到高等学校身上，体制改革并不能直接解决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高等学校作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因此，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并不能完全替代和等同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
根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这种重心转移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更加注重通过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通过体制的改革，去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任务和各种矛盾与问题，包括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调整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规格、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招生和就业等各种不同社会需求的问题。因此，这种重心的转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各种能力。重心的转移当然也包括权利的转移，只有高等学校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及时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办学思路和模式，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要。其二是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的社会责任，不断增强高等学校承担各种后果和各种风险的能力。同样，重心的转移无疑也是责任的转移。只有高等学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应用自己不断扩大的自主权，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同时，我们还应该非常清醒地看到，这种重心的转移所体现的两个变化，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心由高到低的变化和由一到多的变化，实际上也适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特点，从而形成比较灵活和有效的发展机制。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而从一个长期在计划体制下运行的高等教育系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同时实现上述这样一种转型，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可能是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发展模式创新的一个机会，但是也的确存在风险和困难。在这种发展的现实面前，如果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及时转型，风险和担心必然成为现实；而及时的转型则有可能化解风险和困难，顺利闯关；而如果转型取向恰当，则有可能取得极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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