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下，中国大学在激烈的竞争中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

　　这种扩张显现为两种取向：一是学校办学规模上的扩大。二是学术研究范围上的拓展。为了有效扩张，各个大学各出奇招，以便大学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加之强化竞争的官式排名方式的推广，各个高校为了排位的靠前，更是在办学规模的扩大上广及海外，将中外合作办学视为扩大规模的有效途径。而在学术研究上，也将各种名目的非学术东西随意纳入大学学术的范围之中。于是，"大学"的规定性在这种恶性的竞争中日益丧失。

　　但是，现代大学之谓"现代""大学"，则是因为现代大学有着不能随意采取行动方案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规制等外部的因素，也有教育机制、角色限定等内在仪轨。换言之，现代大学的角色定位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现代大学的道德角色定位，又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这种道德角色定位，一方面，是相对于大学的传播和创造学科知识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大学的知识传播的严肃规范而言的。就前者讲，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与迷信是不相容的；而且这涉及到现代大学的组织的特质问题，不可小觑。就后者说，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与游戏态度是截然对立的。也由于这涉及到大学从业者的德性定位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时下各所大学的扩张及其基本态势，则是与前述大学道德角色定位相左的：在教育当局与教育学理论界大都以办学规模和活跃状态来判定大学是否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情形下面，国内大学，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可以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校，更是急功近利地在办学规模上面下工夫。"大学"之"大"，已经不是以它的学科引领能力之强、价值引导之确当、对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持之强劲、学科布局之合理、组织结构之完整、组织之独立价值之显见来显示它的"大"。而单纯将其定位在数量的庞大上、定位在肆意的扩张上面。以国内一所发展极其迅速，而在中国目前大学急于晋升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学校来讲，就具有典型性。

　　有两个"案例"可以说明这间大学的急速扩张，已经突破了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一个案例是，这间大学的哲学系、宗教学系与易学研究中心近期合作举办了一次"世界易经大会"。本来，《易经》确实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学术"来研究的。因为，《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被视为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对于后来中国文化的流变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且影响扩展及东亚地区，对于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起了动力作用。可是，这次会议把《易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色彩太淡太淡。以至于国内大学与研究机构里研究《易经》的名家，几乎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大多是一些"堪舆学"家、风水术士，会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易经》，也是《易经》中那些用于预测或算命的数术方面的内容，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内容几乎被悬置。甚至与会者赠送的名片，也不是通常的那种介绍持名片者的身份与工作单位的小卡片，而是打着某某堪舆、或风水大师门内弟子之类东西的片子。而且，会议征收"会务费"也高达近两千元，会议安排的住宿、饮食非常"经济"，参观考察也是泛泛，而会议的规模倒是非常惊人，达到500来人。倒不是说500人就无法开学术会议，而是500人的会议组织非常散漫，以至于全程参加会议的人数寥寥。于是与会者多数是借机旅游，而办会者则也乐得实现以学术为名义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办会宗旨。这种"学术会议"的学术含量，使得人们无须开动脑筋，就可以明明白白。

　　另一个案例是，这间大学办有一个号称"国内留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机构开办十几年来，为国内培养了不少外语水平较高的专业人才。但是，这一功劳，却不能记在这间大学的帐上。因为，这间大学的这一机构，由中方老师担任"国际"学生的教学任务，而由外方教师担任中国学生的课程教学、研究辅导任务。外方教师多以现代大学教师应当恪守的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中国学生，既使得中国学生的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也使得中国学生的专业知识更加系统。反观中方教师，对于外方学生，虽然不能说每位教师对于国际学生都是放任自流，但是，说他们大多完全没有将自己的教学放到现代"大学"的水平上面，则是不为过的。讲课的随意、采用教材的初级、考试的敷衍、对于学生水平提高与否的漠然、教育测评的非规范，简直令人吃惊地远离"大学"应有的水准。以至于国际学生有到中国消闲、旅游的愉快感觉。两相比较，使得中国学生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规范认知，与国际学生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感觉，直有天渊之别。说其践踏了中国高等教育水准，而无形中大大地抬高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水平，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按照同样的模式，该大学还要开办一间类似的机构。不同的是，合作国家变了。原来是与一个西方国家合办，现在则转向东方的一个"西方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间机构尚未成立还在预谋之中时，当地的大小报纸就先行做开了广告。办大学如此这般，也算开了人的眼界：原来办大学像唱大戏一般，声音比动作是要先行的。而且这种做派，显然就是开办了新的合作机构，运作也好不了多少。只能是让其他国家增加了在中国的大学做广告的机会的同时，增加了国际教育界看低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名牌大学的机会。

　　这两个案例足以用来分析当前中国大学扩张，对于自己应当恪守的道德边界突破的严重性了。先就前一个案例来简单地分析分析。这个案例涉及到的是现代大学的组织特质的合理定位问题，以及这一定位内涵的道德边界。现代大学兴起于西方。为时在中世纪晚期。大学兴起之时，就与神圣得不可挑战的宗教信仰处于一种对峙关系。思想自由成为支撑大学运转的支柱。后来，经历洪堡式的大学变革，大学成为一种专门以理性时代以来建构而起的、现代知识的创造地、传播地。成为独立发挥其思想创造与知识传播功能的现代社会组织结构。大学由此成为现代社会独特的"理性祛除巫魅"变迁的象征性机构。因此，在"大学"的现代定位上，"祛魅"与"返魅"成为辨识大学之为大学还是其他性质的机构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标志。如果一所大学坚持巫魅的价值取向，我们当然不能就此说它就丧失了机构存在的理由，但是说它丧失了大学的特质，则是可以的。因为，在现代大学中，即使是巫魅时代的神圣信仰，也已经演变为"神学"所研究的对象，甚至演变为"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况不说哲学、历史、文学、传统、习俗的理性化研究。这间处于突张状态的大学，将"中国思想史"纳入进颇带巫魅色彩的"研究"内容，显然不是在以"祛魅"显示大学的特质，而是在以"返魅"模糊现代大学的特质。与此同时，现代大学兴起之时，就带有因为现代社会的高度发达的分工而有的专门教育机构的独特性。它与现代同样突张发展的企业这类经济组织，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开办或发展现代大学，当然是需要钱的。因为对于现代大学的发展来讲，集纳杰出人才与集聚教育经费，是一所大学能否办好的两个起码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大学本身可以成为我们时下所说的"创收机构"，从而将自己与企业这种生产性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尤其是以学术的名义创收，就更是把大学知识探求与学术探讨的专门职责淡化了。大学必然异化为一个经济化的"非大学"或"反大学"的怪诞机构。因此，为了处于幼稚状态的中国现代大学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空间，能够按照它的现代分工定性，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就非常有必要将教育机构与经济组织的不同定性划分开来。而且，这不仅对于大学来说应当如此，对于大学的主管机构，更是应当形成这种对于大学特性的最低限度的认识。可惜的是，这间大学恰恰对于大学的知识化特质与经济化诉求没有审慎区分。这种对于大学机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知与敬重的学校，对于大学的健全发展无疑是危险的。记得几年前海外一个教育考察团到中国考察教育的市场化问题时，就痛心地指出把学校轻率地推向市场，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几年过去了，假如大学自己现在却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之成为自己的机构底线，那岂不是更令人伤悲。

　　再就后一个案例来略微解析解析。现代大学学者从业道德的严格规范，从大学在西方诞生之日起，就确立起来了。而且，源自苦修传统的问道、源自追问真理的激情、源自传道授业的职业规范，大学从教者之严格按照这种"职业道德"的原生规范行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对于大学学者或从教者来讲，清楚"大学"行为主体的这类道德规范，应当说已经完全成为大学从业者据守的道德底线。在此，大学学者或从业者对于大学传道授业的高深性，应当有一个高度的警觉。需要在从教过程中把握清楚两条划分大学之为大学的传道授业的界限：一是大学--大学预科--中学的下行线界限。二是中学--大学预科--大学（研究院）的上行线问题。无疑，按照大学教师授业规范，应当坚守的是后者。绝对不能堕入将大学生下降为大学预科生、甚至中学生的水准上来传授知识。而且这一底线，不管是在常规的范围内施教是如此，即对于来自同一个文化--语言系统的学生应当严格按照"大学的"知识水准来传授知识并进行考核，即使是对于来自跨文化--语言系统的学生，也必须按照"大学的"应有水准施教。这也是一个底线原则。否则，随意突破这一底线，也就等于突破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底线理由。大学就此丧失了它称为大学的起码根据。与此相应，教育组织的这一底线要求与教师的职业伦理底线要求就内在地吻合起来了。假如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对于创造知识无能为力的话，你起码必须对于知识的传播，怀抱一种敬畏的信念。对于大学传播知识应当具有的系统性、创新性、启发性诸特性怀抱一种谨严。否则，从大学教师从业道德的任意一个方面来讲，你都难以被称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如果这条底线你都没有保住，而你还在大学里自信地充任教职的话，那人们除了佩服你的十足勇气之外，就是要费神去寻思你为什么不主动辞去教职的原由，寻思你何故如此经受得住大学的组织运作考验。

　　而面对这间扩张效应有点令同行嫉妒的大学之扩张行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大学的扩张已经不是守住还是没有守住"大学的"道德底线问题。而是促使我们不得不沉痛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大学在扩张中道德角色的模糊化与大学扩张中道德边界的丧失，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根本性伤害。无须伤神，我们可以知道，照这样下去，中国大学不说绝对达不到什么"世界一流"水准，就是能不能保住现有水准，都绝对是值得疑问的。我们还能期望中国大学对于人类原创知识体系有所贡献？期望中国大学对于它之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现代机构提供新的理由或证明？期望中国大学对于古典的、现代的知识传播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从中国目前大学运作的内外部情形来看，"窥一斑而见全豹"，可以讲，中国大学急剧扩张的道德自律与他律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沉反省的、制约中国大学健全成长的关键问题。由于大学的独立自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也由于大学现代运作制度的缺失，加之教育当局的畸形引导，大学发展的格局一时半会还无法有根本的改观。故而，大学发展的他律问题还要待以时日，才可能有大的改善。因此，中国大学的自律问题，显然成为中国大学健康发展的中心问题。大学的自律，在三个方面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一是对于大学之谓"大学"的组织特质的高度省觉。二是大学组织管理当局对于大学的社会功能的坚定信念。三是大学从业者（包括大学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角色意识与道德自我警觉、行为的自我控制。从第一个方面来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大学应当从西方先发内生的大学那里首先讨教"何谓大学"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赶超"西方名牌大学的假问题上面。毫无疑问的是，以我们目前对于大学的认知，以及大学的社会组织定位，试图赶超西方的名牌大学，不说没有希望，也可以说希望渺茫。就第二方面来说，

　　大学管理当局首先要做的，不是时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津津乐道的新形势下的另类"超英赶美"，而是先要将大学的运作机制理顺的问题。需要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和竭心尽力做的，是大学如何可以脱离无关组织的强控，而可以成为哪怕是稍具形式特点的现代组织的独立性。数十年前大学人呼吁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应当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与教育主管当局和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经过商谈、妥协，获取大学独立性的共同认可，是他们要完成的急务。就第三个方面分析，大学从业者建立起自我反省的意识，严格自律地遵守大学学者的从教规范，严格自律地按照大学行政人员的管理方式行事，自觉担当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播的独立角色，担当维护大学组织特质的管理者。并且，收缩自己的行为目标，将目前盛行于大学从业者中的热衷创收转换为聚焦学问，将目前流行于大学的惯性行为方式扭转为对于创新的追求。从而，使得大学建制的客体，可以在大学行为的主体手里，良性地互动起来。

　　否则，中国的大学还有没有资格被称为"大学"都是值得质疑的事情。就此而言，对于当前中国大学而言，努力捍卫自己的大学尊严，紧要过追求某些虚幻而不切实际的目标。假如大学的基本尊严在我们的手里都保不住，建设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简直就不知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