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999年11月，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使这项改革跨入了全面推进的快车道。以后连续两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又在武汉和西安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保障了这项改革的稳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这项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正如所有的改革一样，在高校后勤社会化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

　　政府：主导应该“导”什么？

　　“后勤社会化改革，政策性强，牵涉到方方面面，政府的统筹主导作用非常关键。政府不动，改革难动啊。”一位高校的校长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学校在大学生公寓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这所高校地处某市近郊区，近年来，由于扩招速度快，学生住宿条件十分拥挤。学校打算扩建学生公寓，但却迟迟没有办成。“钱并不成问题。”这所学校的校长说，“去年年初银行给了我们5000万的信贷额度，到现在还天天催我们落实贷款呢。”

　　望着一脸不解的记者，这位校长无奈地说：“不是我们观念旧，不敢贷款，而是没有合适的地方盖学生公寓。我们想要的地，地方不给；地方不要钱白给我们的地，在离学校几十里远的半山区，交通不便，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如果在那里建学生公寓，我们不光要花盖房子的钱，还得修路、建自来水厂，这样算下来，成本实在太高了。地方只考虑要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却没从学校的角度想想。”

　　“我们那里也差不多，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学校积极性都很高，但并非都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举个例子，当地所属高校得到行政划拨土地比较容易，对我们这样的部属高校则很难，由于校内地方有限，校外的地又迟迟没批，所以我校学生公寓的建设一直没大进展。”另一位校长说：“我们很羡慕陕西的高校。”

　　陕西经验第一点就是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亲自挂帅，出任陕西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副书记、副省长和西安市市长任副组长，直接参与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陕西省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要点，将改革任务具体落实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并且，省、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在资金调度、项目审批、建设用地、用水用电、规费减免、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十五”期间，省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2001年又追加了2000万元，用于大学生公寓建设。

　　政府的积极支持，使陕西大学生公寓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1年陕西大学生公寓全年开工面积110万平方米，年底竣工8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相当于50年来全省大学生宿舍建设总面积的70%多！

　　在辽宁省，大学生公寓建设如果使用的是国有土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如果需要征用集体土地，免征菜田基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减半征收，耕地开垦费、征地包干费等给予优惠；另外还免收水电增容费、噪音污染费、残土排放、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等等。

　　黑龙江省出台了高校后勤改革的八项具体优惠政策，近两年省政府投入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引导性资金6000万元，减免各种基建配套费用3000多万元。

　　湖南省、广州市等地的做法，一定让那位要盖学生公寓先得修路的校长羡慕不已：为了改善岳麓山大学城的基础设施，长沙市政府投资1.8亿元完成了潇湘大道拓改工程，并投资2.6亿元，开始治理拓改连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大的麓山路和麓山南路。在湖南，对校外大学生公寓和教职工住宅开发建设项目，是按行政划拨的方式提供土地，同时实行比经济适用房更加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切实降低了成本，减轻了高校师生的经济负担。

　　位于广州市的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山大学校门前的路要拓宽，考虑到学校环境和师生们的安全，广州市在修路时，将学校门口建成了一个优美的文化广场，宽阔的马路从广场地下通过。广州市为此多花了1.6亿元。

　　正如在第三次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上代表们说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政府是主导，政府不动，改革难动；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高校与后勤系统：分家还是成家立业？

　　“高校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起主体作用。但在改革全面推进两年多来，一些学校却‘主’而不‘体’，或导向有误，影响了该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某市教委高校后勤处处长对记者说。

　　“这些学校的领导，有的觉得‘守土有责’，认为如果后勤彻底剥离，钱要给出去，人也要给出去，那我还管什么？还有的校长认为，既然这块能挣钱，我为什么要让别人挣？还有的是有畏难情绪，改革放不开手脚。”

　　如果说这些学校领导，在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观念保守、犹豫不前的话，在另一些学校则出现了急着与“儿子分家”、甩后勤“包袱”的倾向。

　　“校长曾对我说，学生食堂的房子设备都是学校的资产，不能无偿占用，餐饮中心应当向学校交点钱。我说，我一头托的是学校，另一头托的是学生。是学校收那点钱重要呢，还是保证学生吃饱、吃好，学校稳定重要？现在我们的间接成本摊入只有10%，您要让我交钱，我只有涨钱。”一位负责高校饮食的教师对记者说。

　　一些学校在后勤系统剥离的过程中，将所有划归后勤企业管理和使用的资产、设备统统开始收费，即使是属于公益性的服务项目也不例外。剥离出的后勤实体，实力原本就不行，对市场运营也不熟悉，这么一来，经营很快陷入困境。尽管，这样的例子不多，但产生的影响却不小。

　　高校应采取哪些政策，以确保平稳过渡，已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不是学校与后勤分家，而是让后勤成家立业。由拨款转变为靠提供优质服务收费，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手段，采用国际通行规则，逐步涉入市场，有个转变的过程。在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十分发达的现阶段，学校的后勤还不能完全由社会来承担，主要还是由学校后勤承担，但必须有竞争，必须采用新的体制和机制。在‘过渡期’内学校要扶上马送一程。后勤是学校发展的一种平台，后勤搞得好，受益的是学校；搞不好，受害的还是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处处长马波说。

　　“高校是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最终受益者，学校有责任为后勤社会化改革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玉泉教授介绍说，华中科技大学在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管理环境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挑选了一批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干部进入后勤集团领导班子。在中层干部选拔上，允许后勤集团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招聘，在招聘时间上安排后勤集团先行一步。现在，该学校后勤队伍可谓是“阵容豪华”：拥有博士6人、硕士13人、本科35人、专科121人，为建设一流的高校后勤打下了人才基础。

　　“放水养鱼”，培育后勤系统的造血功能，是北京一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展顺利的经验。北航把原属后勤以外的留学生公寓、外专公寓、宾馆、餐厅、物资流通中心全部纳入后勤集团，使后勤集团资产达到了800多万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留学生有4000多名，在与学校行政规范分离时，该校将所有外事方面赚钱的单位全部交给了乙方。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既把亏损单位印刷厂交给乙方，也把学校赢利最多的旅行社交给乙方经营，学校后勤不仅做好了学校内的服务工作，还走出校门为社会服务，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后勤实体：转制为啥卡了壳？

　　1999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实现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目标，并确立了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将高校后勤规范地从学校行政体系中剥离出去，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两年过去了，这项改革进行得怎样了呢？

　　“从表面上看，几乎所有高校都已完成了后勤系统的剥离，但实际上，有一些学校只是简单翻牌，在后勤处或总务处边上再挂上个企业集团的招牌，拨款改收费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管理体制、人事分配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据我了解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一所高校的后勤企业是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这中间有很多障碍，社会经济环境的、观念的、政策法规的。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是政策法规上的。”一位熟谙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现状的圈内人说。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是产权明晰。目前，我国高校后勤资产的占有权在高校，终极权在国家，后勤实体只有经营权(而且这种经营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没有对其所经营资产的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后勤实体不是法人主体，也就不可能达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模拟企业。

　　现在高校后勤从行政系统的剥离以及所谓的资产评估，绝大多数只是学校内部甲、乙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资产评估必须通过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完成。由于政策性缺失，使按照法律规范进行的资产评估难以开展。资产归属说不清，也就无法到工商部门注册。实际上真正已到工商局进行规范的企业登记的高校后勤企业少而又少。目前全国高校对这个问题普遍采取先搁着不界定、等国家政策的办法，让后勤企业以零租赁或优惠价租赁的方式对后勤资产进行运作。

　　无疑，产权是一个迟早都要解决的问题，触及得越晚，麻烦就越多。在资产权属不清的情况下，后勤企业没有法人资格，无法走向社会——比如，无法与社会上的法人签订服务合同，也无法从银行贷款等等。同时，由于资产权属不清，很难说真正调动起了后勤员工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营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对资产保值增值的动力和责任感，短期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赢利时后勤赚钱，亏损时则要学校背债的情况。这与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初衷和要求相距甚远。

　　“目前，对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后勤实体来讲，即使资产产权归属已不成问题，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企业。因为，这些实体普遍自身实力比较差，比如从事修缮的、电力系统维护的等等，很少有获得国家相关资质证书的，因此根本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某市教委后勤处长对记者说。

　　让高校后勤人员最担心的是税收问题。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于2000年2月28日发布的《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高校后勤企业实行减免税，但其期限是到2002年年底。其实，如果严格来说，文件并不等于法规，因此各地税收部门对此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是，以后呢？“我们都很害怕。如果真的按法律追究，我们责任大了。”在采访中，有好几位后勤企业的负责人对此表示忧虑。

　　高校后勤具有公益性，这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高校后勤组织应该是全成本核算的公益性机构，有别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企业。因此，国家对高校后勤组织应有专门的立法，对政府拨款、税收减免等扶持措施以法规的形式体现，以保障学生的利益和后勤组织的规范运转。

　　高校后勤：怎么保证不姓“钱”？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大力推进两年多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改革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音。

　　一份肉菜4至5元，素一点的1.5到3.5元，一个茶鸡蛋要5毛钱……这是某高校食堂的报价。“饭菜量越来越少了，价钱却越来越高了。”学生抱怨。“利润控制在10%？这个规定很好，但谁来监督？”学生问。“在一些学校，学生食堂的间接摊入成本已超过了30%。”一位圈内人说，“由社会企业或个人承包的学生食堂，问题尤其多。”

　　还有的学校，学生综合服务中心装修得美仑美奂，宽敞的大堂加滚梯。某地大学生公寓，学生住宿条件确实好：宿舍里有卫生间，电视、电话、网孔一应俱全，取暖用的是电热膜，喝水是饮水机加矿泉水。有人形容这些高标准的学生生活设施是：宿舍像宾馆，食堂像酒店。可是却有不少学生不领情，非要搬出新公寓———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高校后勤需要社会化改革。但是，是不是一提社会化，就一股脑地甩给社会？学校的后勤项目有很多种，哪些该“化”，怎么个“化”法，值得好好研究。就说伙食，城市建筑公司通常都是自办食堂为民工提供饮食服务，而计算机公司一般则倾向于直接从餐饮公司订饭，为什么？前者的消费人群对价格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后者。

　　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人员撰写了一篇题为《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成本和条件的简单分析》的文章，从经济学原理上对此问题做了粗略的分析：学校对伙食的关心不仅限于让学生吃饱，还包括饮食安全、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饮食服务，学校将很难监督其卫生情况和价格是否合理。寝室项目也一样，学校关心的不仅是居住，还包括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安全问题。学校对某些服务项目的特别要求，使得这些服务项目具备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所界定的“特定性”。作者的结论是：在社会市场环境未发育完善之时，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纳入组织内，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很健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有个过渡期，有一个针对过渡期的政策，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人建议。

　　“根据统计，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33%，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60%到70%，说明我国的服务市场尚未完善。因此，后勤社会化改革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研究服务市场情况，以确定社会企业的参与程度与方式。”北京林业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赵相华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处处长马波建议，应当对学校的后勤企业进行细分，如成本服务型、经营型、管理型。根据细分类型，分别制定政策。各地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方式可以百花齐放，不要搞千篇一律，考核的标准就是要对学校的发展有利。

　　在采访中，很多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都对记者谈到了“德国模式”，认为很值得借鉴。负责德国高校后勤的是一家具有法人地位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机构，称为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该中心在全德共有62个分部，为分布在德国200个城市的300所高校总计180万名大学生提供服务。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的经费来源有两个：一是经营收入，占80%，二是国家拨款，占20%。中心经营活动的收入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行管理和后勤服务的支出，利润则将直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

　　很多人都呼吁，应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模式，从而从根本上保障高校后勤姓“教”，而不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