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8月22日，《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布。面对这份减负令，相信大家的心情都不会平静。减负令多了，这一次效果又会怎样？是一阵风，还是越减负担越重？

　　减负，减去的是与学生年龄不相称的、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学习负担。但一次次减负令之所以难见成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把减负这道复杂的难题做成了简单的减法。

　　减法做了无数遍，还在原地徘徊，而加法、乘法、除法……却很难顾及到，甚至也没意识到。因此，当减负还是在一次次解释如何做“减法”时，它的效果可以预见。

　　我们更需要用大把时间来考虑加法、乘法、除法……比如，这“多”出来的时间怎么系统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应当有怎样的改变？减负就是不留作业，不考试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该有怎样的沟通、协调……

　　这道难题有解吗？如何解？期盼广大读者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减负背后的思考

　　“年年减负年年负，岁岁出招岁岁遭”——这是我国基础教育界长期顽症的一个写照。从根本上说，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使然。只要应试教育的观念与体制尚在，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只能是一句空话。“减负”不是单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行政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学校和教师层面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恰恰相反，它属于一线教师专业判断的范畴。教师应当而且可以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统筹设计（包括质与量的控制与总量的控制、类型平衡、学科平衡），展开系统开发。作为“减负”的治本招数，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就在于如何借助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清除“应试教育”的毒瘤。对于一线教师而言，则在于如何通过“练习”的系统开发，把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从动物训练的层面提升到真正人性的高度。

　　廓清“练习”的正负能量

　　求得合理的学业负担，而不是一概地摒弃“练习”、反对“学业负担”。

　　学校教育中的“练习”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练习”的本义是“钻研学问技艺”。尽管有不同的语境与术语，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练习”是旨在由学习（学业）而展开的外显或内隐的动作与行为（涵盖“习练”、“训练”、“操练”、“演练”、“修炼”等），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人是“终身练习者”。孔子倡导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可以视为练习教学的思想基础。从世界教育发展史看，针对语词主义教育、被动学习的学校教育，在新教育运动中倡导了手工作业、手工劳动，作为基于自我教育的“全人教育”的方法。所谓“作业单元”就是强调以儿童的双手从事实践活动为基础而构成的单元，亦即以制作物品、原理的应用、环境的构筑等“工作”作为学习单位的单元。可以说，“练习”即“作业”，即“活动”。反之，“活动”即“作业”，即“练习”。进一步说，“练习”即“做中学”，即“学习”，“练习”几乎可以同“学习”等量齐观。

　　一般认为，“练习”主要是着眼于某种概念的形成、特别是技能熟练的微观层面的范畴；“作业”主要是着眼于单元（诸如单元作业——生物的多样性的调查，免疫作用的应用、动物化石的观察）与课时的问题解决（探究过程、策略与方法）之类的中观层面的范畴；“活动”主要是着眼于学科、跨学科乃至超越学校的文化创造的宏观层面的范畴。

　　在教学中设计儿童练习的场合，重要的不是强制性地进行单纯作业与动作的反复行为，而是不断地介入评价活动，引发儿童主动地面对练习活动，同时有效地组织相应的思考与认知活动，借以提升练习的效果。

　　教学原本应当是富于魅力的。学生越是主动地参与教学，学习就越是趣味盎然。然而恰恰相反，练习往往是无聊的。这是因为，练习长久停留于既知的东西，要经历反反复复才能达到熟练。倘若一味寻求新颖和兴趣，尔后必要的基础就会遭到轻视。这就是所谓的“急于求成”，其结果是基础不牢——产生不确凿性、不可靠、不满足。如此一来，还得从头做起。因此，即便练习如何无聊，仍然是必要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国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练习”往往被矮化为仅仅是旨在奠定“双基”的一种方法而已，大凡讨论练习的话题一味纠缠于狭隘的“双基”训练层面。

　　教育行政部门面临的课题是，展开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清除“应试教育”的毒瘤。我们需要廓清“练习”的正负能量，求得合理的学业负担，而不是一概地摒弃“练习”、反对“学业负担”。学生的学习需要有一定的练习及其负担量，“练习”有益于儿童人格的健全发展。杜威指出：“练习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它是一种力量，是控制种种手段、为达到目的所必需的力量。”波尔诺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作为广义的“练习”的本质。他说：“人通过‘练习’，而且唯有通过‘练习’才能臻于生活的完美发展与充实。”这是因为，“练习”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文化”过程，一种人格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