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民工子女向上 难破教育天花板
农民工子弟学校已形成辍学打工、不认同教师权威的“反学校文化”
熊易寒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5月04日 10 版)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处在建工地,不时见到无事、无聊的“候鸟”CFP供图(资料图片)
一旦某所公办学校开始招收农民工子女,往往会引起本地生源的流失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视;二是阶级不平等
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是,请不要为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设置其他障碍
两个农民工子女的不同经历
2008年的夏天,在从事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我访问了一个叫杨洋的女孩。15岁的杨洋,来自四川,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一个半月后,杨洋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3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
这3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们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
杨洋说最希望学习舞蹈或艺术类专业,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根据政策,这些热门专业还没有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让她有些沮丧。但是,相比上一届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杨洋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向农民工子女免费开放,是上海市最新出台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犹豫,杨洋已经学会向生活妥协了:“人有一个目标,固然是好,有目标才有动力嘛!但是动力也要建立在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基础打好,再去追寻梦想!”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杨洋入读职校3个月后,由于违反校纪、翘课,杨洋被学校开除了,也不再参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合唱活动。
2013年的夏天,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22岁的王新月陪同一个瑞典记者就中国的青少年问题采访我。王新月也是一个农民工子女,来自安徽,是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最早的学生之一。2011年4月,她收到了美国一所私立预科学校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免两年学费和膳宿费),获得去加拿大分校学习大学预科课程的机会。
新月来自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负担3个孩子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拿到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她就读于上海郊区一所成人高中,学校环境非常糟糕。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考托福,学音乐,最终突破了外部环境的限制。那年暑假,她已经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习,申请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利用假期在一家瑞典电台实习。作为助理的她落落大方,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对我所提及的学术概念毫不陌生。或许也是因为王新月的激励,久牵后来陆续有张海萌、王泽方、林兰兰、杨紫怡、王雪蒙5位同学被这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录取。
两个女孩的故事,一个让人伤感,一个让人欣喜。然而,我不得不说,杨洋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王新月只是一个幸运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