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社会上引起骚动，学校党组织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波，还让党员干部去说服群众稳住阵脚，严守纪律，更不得私自外出串联。

　　进入6月，全校学生开始期末复习，六六级高中学生还伏案苦读准备高考之际，一声惊雷又从清华附中响起，毛泽东给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写信，支持他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顷刻之间，校园里还算静谧的学习空气荡然无存。校领导的说服，恰恰成了压制群众的罪状，党组织瘫痪了，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斥为修正主义者，或叛徒、特务，邸文彧校长、关玮、董放、姜在敏、司有仑等各部门领导，更被戴上“黑帮”之帽，关进劳改队交待问题。一些学生欢呼雀跃，占领了老师的讲台，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些学生茫然无措，难道不用读书学习了？几乎每个教师都惴惴不安，随时可能被一批批学生以不同的名目揪斗批判。学校停课了。继清华附中5月29日、北大附中6月3日成立红卫兵后，人大附中红卫兵于6月7日宣告成立。在校生从初一到高三，即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六个年级的学生，纷纷参加战斗组织。六十年代，人大附中的学生80%以上都是干部子女，尤以军队干部子弟为多。这些14到19岁的青少年，身心处于亢奋的青春发育期，精力旺盛，头脑简单，渴求独立，在社会的动乱中他们的政治优越感被煽动和盅惑成一股偏激的政治激情，所到之处，无不是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司令部，该砸该抢；所见之人，个个都有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之嫌，该批该打。朝夕相处的同学似乎变成了陌生人，亲密无间的师生一夜之间反目成仇。昔日绿树成荫书声琅琅充满欢歌笑语的校园，一时间席棚罗立（贴大字报用），斥骂声声，弥漫着暴力和血腥的气息。到1966年底，校园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难觅到半个读书人。红卫兵们走出校门，到社会上“闹革命”，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学生只好回家做了逍遥派。12月，全国大串联开始，人大附中的师生们，凡可以“自由行动”的都汇入了大串联的洪流。

　　1967年春天，军队进驻学校“支左”，成了学校的实际管理者，学校实行连、排编制，暄器一时的校园渐趋平静。这一年，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学生们纷纷返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春末，支左解放军在定慧寺举办了一期复课闹革命学习班，人大附中政治教研组长司有仑，外语教研组长胡俊泽参加培训，并接受了回校招生，恢复初中的任务。此时，自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以来，已有69、70两届小学毕业生闲散在社会上，而71届又面临小学毕业，他们年龄小，不能上山下乡，只能让中学重新招生复课，将他们管理组织起来。这个时期各校已不可能按照以往的办法凭考试成绩录取学生，于是统一按照就近原则招生。人大附中招生范围北起中关村、科学院各家属楼，南至西颐宾馆住户，还包括人大子弟和海淀镇部分住户，学制仍为三年。

　　但以69届为例，实际在校时间仅有一年多，69年春季入学到1969年8月毕业，这届学生的绝大多数都去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可以说在那个读书无用论肆虐的时代，他们没有上过一天真正的初中课程。

　　初中复课之后，1968年，按照“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最高指示，北京第一轧钢厂工宣队进驻人大附中。在军、工宣队相继进入学校后，干部教师得以解放，合为两派的教职工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实行干部、教师、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革委会主任陈邦友，副主任刘庆振是干部代表，副主任刘孔昭是教师代表，工人代表滕明祥，还有三名学生代表。革委会在军训团和工宣队领导下主持校政，原校长书记虽未罢免但已不履职，学校的实权仍操纵在军、工宣队手中。据说，当时革委会有一枚大印，由工人委员滕明祥掌管，他平时把这枚人大附中的“宝玺”用布袋挂在腰间，随时办公，成了学校的游动掌玺官。复课的任务重点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批判文革十七年教育黑线，批判知识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厂、农村的各种劳动，是这些学生们最多的活动。但从这个时期开始，学校慢慢恢复了稳定。1969年8月，69届初中生毕业全部赴黑内江、内蒙兵团之后，从70届开始，北京学生毕业后不再分配到外地插队、工作，到71届学生进校，已全面开始正规上课。

　　文革开始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被令停办，校园由第二炮兵进驻，学校成了有名无实的“附中”，不过人大子弟还照旧在附中念书。这时，海淀区一再催促学校更改校名，以便于领导，拖至年，人大附中被迫改为“北京市172中学”，由区教育局管辖。校长仍是邸文彧，书记是关玮、校政大权仍归革委会。改名后的人大附中，校园任人宰割，学生宿舍楼办起了海淀电器厂；招待所一带成了工厂的篮球场，校办厂地段盖起了区教工宿舍楼，而教师则被随意调出调入，原本宽阔整齐的校园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