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思想界、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也有一些变化。例如，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五四”就有一些新的看法。像胡绳的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周扬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都代表了对五四运动的再思考。

　　其中，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更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比如说：启蒙运动与现代建国运动、特别是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国民认同，这是否也是启蒙的目标？如此等等。

　　李泽厚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五四”，但文章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对“五四”批判性的评价。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四”和晚清的关系，如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与胡绳、周扬、李泽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认为“五四”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科学和自由，乃至现代/西方、传统/中国这样的认识问题的方式，在晚清时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都已经提出了。既然如此，“五四”的创造性在哪儿？它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特殊性？当代还有一些更简单粗暴的批评，就是指责“五四”“全面反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检视“五四”留下的文化遗产，这个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更有甚者，现在海内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30-1940年代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重大历史文献中“虚构”出来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以及中国革命打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需要对“‘五四’的虚构”进行“解构”。

　　这些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质疑,那么就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与工农相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开始。“五四”所倡导的“平民主义”的文化趋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对待社会和民众的态度及立场的巨大转变，开辟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向中国社会基层，实现与工农相结合的人间正道。包括北京大学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和“勤工俭学”的教育理想，不仅对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当然，用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与“救亡”这两大主题来观察五四运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启发，众所周知，一开始由“启蒙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法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就在于它没有满足和回应占法国社会大多数的小农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使法国摆脱危机，而且使整个法国陷入混乱。随后，拿破仑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所锻造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军队，完成了资产阶级启蒙知识分子想要完成、但却没有完成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因此，马克思赞扬过拿破仑将农民引向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首创精神。

　　而在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创造了一整套在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里，如何变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为人民民主革命，变以少数精英为主体的政治乌托邦为以土地革命为主体的现代建国实践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转折，正是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包括以民族救亡的方式），动员、联合和唤醒全中国人民，完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榨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以五四运动为先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最辉煌的继承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五四”所昭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真正代表。

　　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起码打破了两个迷信：对于几千年帝制的迷信和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政治体制的迷信。——不但要为苦难的中国，而且还要为世界和全人类寻找出路，这就是“五四”先驱者们的胸怀、视野、抱负、理想和担当，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五四”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摆脱传统的教条和洋教条，开辟一条中国的现代道路，历史证明：正是“五四”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