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项贤明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潘 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缪 青

　　祛“学术”之蔽，开创新之途

　　学术著述既非文字符号的无机堆砌，也非学术材料的简单累加，而是思想力与表达力和谐融汇后的智慧结晶，贯穿其中的当是创新性思想之魂。

　　潘涌：作为一种精英文化的标志，学术著述既非文字符号的无机堆砌，也非学术材料的简单累加，而是思想力与表达力和谐融汇后的智慧结晶，贯穿其中的当是创新性思想之魂。这本是学术研究和评价中最基本的常识，却被职称评审中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深深遮蔽了。

　　以多学科、大跨度和可持续的创新思维而颇具特色的钱学森先生，晚年常常怀念恩师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反复称道他的精神遗产“good idea”。这里，蕴含着钱先生对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启发性价值。钱老津津乐道的“good idea”，实质是对中国学术研究中只求数量、忽视质量、缺乏创意的一种委婉批评。

　　推动着人类学术进步的究竟是什么？当然是新概念、新判断、新思维。大而言之，一部人类数千年学术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学术思想与学术概念曲折演绎的变迁史。针对中国学术界，当务之急在于回归学术正途：聚焦纷纭复杂的研究对象，发现真问题→提炼新概念→作出新判断→形成新思维。这才是正本清源的学术建设和学术创造，唯此，才可能奠定职称评审之健康科学的基础，才可能夯实学术人才辈出的根本。

　　缪青：为什么随着科研投入不断加大，高端产品和创新人才的涌现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评价不公和侵权行为损毁了高端研发的软环境，这加剧了学风败坏和研究成果“有数量奇迹和少质量惊喜”，也是“钱学森之问”所触及的深层次问题。

　　评价不公说到底是对老实做学问和专心搞研究的学者的一种侵权行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要发现评价不端并非难事，然而一旦遭遇侵权需要通过哪些程序来投诉和正当维权？碰到评价上的争议或违规，由哪些部门和专业组织来受理，以及使用什么程序来确认损害和责任？至今讨论甚少。

　　很明显，当违规的成本很低，低水平研究可以借助评价不公不断获利，“认真做学问有什么用，还是多搞关系吧”就会成为至理名言，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就毫不奇怪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师还能够成长吗？即便冒出了一些高端研发和创新也很容易在不公平竞争中夭折。这也正是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所痛批的不健康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破“蚁腐”侵袭，还学术之魂

　　履新校长“三不”、“四不”的承诺赢得了舆论的广泛赞誉，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学术环境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项贤明：当潜规则逐渐成为学界正常规则的时候，也就深深腐蚀了学界的灵魂。不良学术环境导致一些学者适应性的蜕变，从而使原本不正常的学术腐败被大家当作正常现象接受下来，以致产生人人追求腐败的所谓“蚁腐”局面。

　　职称评审本来是专业资质的认证，是属于学术权力范围内的事情。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职称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使中青年教师对自己的学术未来发展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也诱导了中青年教师将精力转移到学术以外的行政权力寻租上去。两种投入之间的收获差距，正在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地投身于关系网的编织而非科研和教学。

　　潘涌：聚焦当前职称评审，利弊并存、激励功能弱化。其弊虽多，集中表征为：缺少一番公正意义上的“评”、缺少一种科学立场上的“审”，往往只是流于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过场”。学术成果的鉴定，但求数量、偏废原创，崇尚论文发表规格、立项课题等次，致使金玉其外、败絮其里的所谓“科研成果”走俏；人才评价上，乱象丛生，媚我者兴，官衔至上、权术有价，导致人事腐败在学术名义下获得表面光鲜的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最为稀缺的创新性学术思想贬值。这是经济领域流行的“量化统计、刚性考核”的一统模式在职称评审中的泛滥，更是官场上“权力寻租”异象在学术界的丑陋蔓延。

　　两相比较，比学术评价上的“无知”更具杀伤力的是“明知”故犯：“明知”评审的是人缘人情而不是申请者的学力才力，于是，以致一部分变质的“权力意志”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兑现。无论是自己评他人，还是他人评自己，变质部分的“权力意志”总是以无可比拟的“软实力”而居于学术中心地位，受到“没有商量”的格外的“学术优待”。久之，“学术寻租”异象快速滋生。

　　最近，履新校长公布的“三不”、“四不”承诺固好，但如撇开其本意为何，其实微妙而隐晦地折射出了当前教育界“不足为外人道”的学术生态链，即“官大为本”→“资源垄断”→“学术优待”。如是关乎学者个体长远利益和专业发展的所谓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审，怎能不隐性地斫伤着学人的学术良知、学术进取心和学术思想创造力，怎不使学界逐渐丧失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尊崇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种学术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