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我们国家当前民办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不区分这个阶段，就和公办教育拉平在一起思考政策，思考我们的《规划纲要》，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在谈到《规划纲要》有关民办教育板块的制定和修改问题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坚持，一定要清晰估计今天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阶段。

　　他认为，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和公办教育并没有处在一个同等的平台上，并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发展阶段上。虽然我们在有的办学层次上已经在量上二分天下有其一，但实事求是地看，现在民办教育还处在一个恢复发展的阶段，或者说“再起步，重头跃”的阶段。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不是没有民办教育，我们有2000多年的民办教育。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思想上，在路线上，在体制上的一些受“左”的因素影响的偏差，导致了自伤一条腿。本来两条腿走路，我们自残一条腿，把民办这条腿切了。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民办教育重新再起步。最早我们往前推是1978年，在这之前，也有几十年时间。几十年过去以后，冰冻三尺，形成了我们一些政策性的，体制性的，最后渗透到社会性的一些歧视。”

　　罗黎辉说，这次《规划纲要》里面使用“歧视”这个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往前迈进的一步：“因为这体现出我们对问题的一种坦诚，一种正视和有自信心的表现，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决心。实际上这种歧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光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政策性、体制性问题，最可怕的是还渗透到了社会很细小的细胞当中，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的发展，一直没有走完这一恢复阶段的路，一直没能走到跟公立教育平起平坐的水准和阶段。关于这个恢复阶段什么时候能结束，罗黎辉说，起码有以下几点：第一、歧视性的体制因素和政策被清理完成。第二、歧视性的政策操作不复存在。比如应税项目，目前我们的税收部门在对民办学校的税收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或者说精细程度都高于公办学校。第三、社会认知当中的歧视性因素逐渐消失，基本消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选择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在选择公立教育还是选择私立教育的时候，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认同。另一个方面就是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的文凭认同，人们从一个社会的单元比如说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到社会的细胞比如一个家庭，在对文凭的认同上有一种自然的等同，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性的外力促进性的等同。

　　而恢复阶段也有恢复阶段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罗黎辉分析认为，本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民办教育仍然发展不充分，发展结构不合理。比如现在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虽然教育是国家的，但是办学的主体是可以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上是可以进一步调整的。另外发展的空间，环境等等都还不充分。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考虑规划也好，制定政策也好，一个基本出发点就应该建立在多给少取，着力解决清理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政策操作等问题上。”罗黎辉说，在纲要当中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着力点，并且要确定支持民办教育尽快走完这个阶段的目标。

　　能够跟公立教育比翼齐飞，甚至尽快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就是全世界经济发展较快的、社会成熟度较高的国家所体现出来的民办教育作为办学的一种主体。当无论从影响力，还是质量和规模上，都强于公办时，民办教育即进入第三阶段。

　　“所以在后两个阶段，我们现在还达不到的时候，就要在这个恢复阶段认清楚，我们要通过多少时间的努力能够尽快走完这个阶段，要确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所有的政策都要围绕这样一个目标来进行设计。”罗黎辉在详细的分析后提出这样的建议。

　　（陈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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