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暨南大学是我很小时候就知道的一所非常有特点的学校，只是一直不知道“暨南”二字含义。于暨南大学建校112周年前夕，拜访宋献中校长，才得知“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即面向南洋传播中华文化。

　　1906年暨南大学创办于南京，初始叫暨南学堂，目的就是为海外华侨子女提供中文与中国文化教育，这一办学定位保留至今。暨南大学也是命运多舛，先后搬迁至上海、福建建阳、广州，中间因故多次关闭撤销，1949年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短暂撤销，1958年在广州重建，1970年再次停办，直到1978年在原址再次复办。早期暨南大学基本都是海外侨眷子女，现在则有较大变化，但仍然保留了1/3在校生是港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的传统。

　　宋校长很骄傲地介绍到，澳门大部分的医生都是暨南大学毕业生。在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暨南大学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新的使命，有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暨南大学不仅是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而且还是最早成立董事会，并作为重要运营基础的一所学校，这在中国高校中也是很少有的。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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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优秀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是暨南大学的历史使命，也是真正特色所在 

　　陈志文：您从求学到工作，先后经历了三所院校，如何评价这三所学校?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宋献中：我本科就读于湖南财经学院，现已并入到湖南大学，学校虽然小，但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在整个金融领域当中，特别是78、79、80年入学的学生，很多都是当前金融领域的佼佼者。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教育不在于大，而在于精，不在于片面追求规模，而在于提高质量。

　　湖南财经学院1979年恢复以后，我是第一届本科生，当时百废待兴，经济领域有非常多的东西需要探索，而学校给予了我们这些学生一个真正面对未来、发挥自身价值的机会。很多老师也是从“文化大革命”下放后抽调回来的，他们为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对教学的投入、对学生的关怀，体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

　　西南财经大学是我读硕士和博士的学校，本科是基础性教育，硕士和博士主要是学术研究。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形成了我几十年来长期从事的研究领域。社会责任会计、资本运营与财务管理，这两块都是我从硕博士期间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所以，西南财大奠定了我从事科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基础。

　　1992年我来到暨南大学，五洲文化汇聚于此，这是其他学校无法复制的一种文化，学校的包容性很强，有利于学术研究和科学创造。

　　陈志文：今年是暨南大学建校112周年暨在广州重建60周年复办40周年，学校三落三起、五度播迁，却始终弦歌不辍、英才辈出。作为百年名校，暨南大学在办校与文化传承上有何特色?

　　宋献中：是的，暨南大学三落三起、五度播迁，1906年清政府为“宏教泽而系侨情”设学于六朝古都南京，中国第一所国立华侨学府——“暨南学堂”由此诞生。其中，“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洲四海。因此，“暨南”二字的来历很有讲究。

　　1949年院系调整，暨南大学的、法、商3学院并入复旦大学，理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地理系并入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因此很多教师、仪器资料、文卷档案等都到了这些学校。直到1958年，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在广州重建。陶铸担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1970年，暨大因“文革”再次停办。1978年，在习仲勋等老一辈的关怀下，暨南大学再度复办，成立了文、理、经、医4个学院。

　　暨南大学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大学治理上来讲，暨南大学是最早设立董事会的高校之一;

　　第二，暨南大学为港澳台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数量居全国高校之冠。目前在香港的校友有六万多人，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为香港的回归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澳门校友有两万多, 其中澳门医疗界75%的人才是从暨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公务员队伍、新闻队伍也都超过了30%，台湾校友有三千余人。

　　第三，是坚持“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历史使命，比如由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写的小学至高中的《中文》教材在海外的发行量已超过四千万册。我们不仅广泛招收港澳台侨和海外学生，而且在海外也设置了很多教学点，主动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外。这是暨南大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真正的特色所在。

　　第四，暨南大学在广州、深圳、珠海三地设有五个校区，布局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陈志文：不同国家的学生在一起会有些什么碰撞?文化融合上有什么特点?

　　宋献中：暨大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30余万人，校园文化自然也是融汇中外、多元多彩，但我们通过有针对性的措施及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一元为主，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

　　教学方面，我们面向所有外招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课程，为港澳学生开设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同时创造机会让尽可能多的港澳台侨和海外学生深入到广东乃至全国各地进行社会实践，尤其是参加中国文化之旅、中国寻根之旅等，参观考察中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革命圣地、改革前沿等，让他们深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

　　此外，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我们也会展示他们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如学校每年都举办“国际文化聚暨南”活动，让来自五洲四海的师生展示自己的文化，真正使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

　　陈志文：您也教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他们有什么不同?在交流过程中，您有什么感受?

　　宋献中：先说港澳台学生和内地学生的差别，内地学生从小学、中学就注重知识掌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基础很扎实。港澳学生在教育过程受外来文化如英国、葡萄牙等国文化熏陶影响较大，因此他们在创新实践、动手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也略有区别，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接受程度比“陆上丝绸之路”国家要高，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积淀还是较深的。

　　伴随国家“强国梦”，争创一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陈志文：“双一流”是高等教育的热词，“双一流”建设更强调学校的特色，暨南大学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考虑，或应对措施?

　　宋献中：“双一流”是中国高等教育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引导高校重新塑形，同时又与国际对标，追赶国际一流，甚至超越国际标准，当领路人。

　　在学科建设上，对暨南大学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以药学为主的生物医药学科群，首批进入了“双一流”学科。一方面，因为暨南大学的医学开展较早，历史积淀比较深厚;另一方面，2011年，暨南大学成立的药学院，由院士、长江学者、“杰青”领衔，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和科研力量。

　　药学学科立足道地药材研究(也就是南药)，这是中国传统中药，如何把它现代化，是我们“双一流”建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除了对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中草药进行持续的研究开发外，我们目前还跨越国界，在对亚马逊流域的一些草药进行研发，将中药的开发技术放到国外去做，用中医中药撬动中华文化的传播，这方面跟暨南大学的特色、定位有很大关系。

　　陈志文：您对暨南大学下一个阶段的愿景是什么?

　　宋献中：暨南大学的定位是国内一流，特色鲜明，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我们分别提出了2020、2035、2050年的学科发展规划，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抓手，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

　　到2020年，以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创新药物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核心技术和人才需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成集应用基础研究、技术集成、创新人才培养、优秀文化传承、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生物医药学科群。新增1-2个相关学科进入ESI前1%，已进入ESI前1%的学科中力争1个学科排名接近ESI前1‰。

　　在创新药物等领域的研究水平达到国际一流，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1-2项;建成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创新药物研发平台，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1-2个，成为我国重要的生物医药拔尖人才的培养基地。争取学校整体进入“双一流”高校。

　　到2035年，建成国内一流、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集创新药物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一体的生物医药学科群，1个相关支撑学科进入ESI前1‰或在全国学科评估中进入前2名或在QS或泰晤士全球学科排名中进入前200名。

　　到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生物医药学科群，相关支撑学科中2-3个学科进入ESI前1‰，2个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进入前2名，1个学科在QS或泰晤士全球学科排名中进入前50名。

　　暨南大学要跳出“中等水平陷阱”，离标兵越来越近，让追兵越来越远 

　　陈志文：您曾经讲过暨南大学要谨防“中等水平陷阱”，我的理解是给大家敲警钟，不要满足于目前的现状或状况。您提出这点的初衷或者核心目的是什么?

　　宋献中：提出这一概念，实际上我是在分析了暨南大学人才、科研、学科、财务以及在世界上或国内的各种排名后得出的。

　　暨大在国内高校当中大概处于四五十位左右，这一状况在“双一流”高校中处于中等水平，很像中等收入阶层，想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三个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学校真正从中等水平往前跨步。

　　我的初衷在于，第一，暨南大学现在在广东排名第三，每年招生时学生的青睐度比较高，在海内外的影响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因此不能安于现状，要有忧患意识。

　　第二，提出奋斗目标，就是要砥砺奋进，努力跨越“中等水平陷阱”，举全校之力朝着更高的层面去努力。

　　陈志文：关于忧患意识，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在未来十年，最长二十年之内，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名校南迁。如香港中文大学到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到广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汕头，香港浸会大学到了珠海……暨南大学有没有危机感?

　　宋献中：没错，再加上新设立的大学，如南方科技大学，内地的许多名校聚集于广东，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危机感。

　　我提出“中等水平陷阱”的同时，对一些学校进行了对比，我们不能让前面标兵的背影越来越远，也不能让追兵的脚步越来越近，而是应该着力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努力离标兵越来越近，让追兵越来越远。这个过程中肯定面临着一些压力。

　　我个人认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水平相对于世界来说也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虽然我们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上还存在不小差距。

　　陈志文：对，虽然这两年我们的排名进步很大，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冷静，我们的实质距离还是很大。比如非学术类排名只能参考，其实在学术类排名上我们的进步没有那么快。

　　严把“出口关”，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根本职责 

　　陈志文：从您的角度来讲，暨南大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或者挑战是什么?放眼到中国高等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和挑战又是什么?

　　宋献中：暨南大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或者整个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与国际对标、提升质量的问题，真正把教育的本质性东西做好。人才的培养一定是大学的第一根本职责。

　　大学的几个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大学怎么把人培养好、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现有的一些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干扰或影响因素。

　　很多老师关注科研比关注教学重，这与评价指标有关。因为我们有很多评估，硬指标，但对教学而言则很难如科研评价一样直接量化，即使是本科或研究生教学评估也只能体现其中的某些部分，很难全方位看到全过程与课堂质量，但教学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毕业生未来发展的质量和后劲的，如何进一步平衡教学与科研、更加突出本科教学还需要探索。

　　中国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教育，创新因素或要素的培养上有些欠缺。我经常讲一个例子，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说“孩子们把手背后放好，坐直”，这样一开始可能把孩子们固定死了。

　　另外，幼儿园教很多知识性内容，甚至包括二、三年级才应该学习的东西。有一种说法“幼儿园在办大学，大学在办幼儿园”。

　　为什么大学在办幼儿园?因为大学里，还要去讲怎么对待长辈，怎么对待老师，怎么和同学处理关系，这些本来应该是基础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把这个责任全归到大学来，我觉得有些不妥。作为大学来说，我们希望整个教育体系，而非仅仅是大学，要把真正地培养出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学生看作一个最重要因素，这是需要长时间去解决的难题。

　　陈志文：教育部也在强调本科教学，强调提高质量，其中包含一堆措施，取消“清考”、淘汰“水课”，严把出口关。我看过一个对800多所高校的调查，毕业率是98%，授予学位率97%，除掉死亡和自然流失，几乎等于没有淘汰。您对此怎么看?

　　宋献中：暨南大学以往每年清退的学生大概有300个左右，这几年随着招生分数线的提高，或学生素质的提高，变成一年大约100多人，比例还是比较少的。

　　暨南大学与英国伯明翰大学联合成立了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开设了4个专业，学生全部是内地生。学院招生的时候有两条界限，第一，分数必须符合暨南大学基本分数的要求;第二，数学、英语分数两条线卡住。

　　该学院毕业生拿的是两个文凭，伯明翰大学卡得很严，挂科以后，就不能进上一年级读了，一年一年地淘汰。所以，学生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国外，麻省理工、哈佛这些名校有两个点卡得很严，一个是本科教育，一个是博士生培养。第一卡住本科生，因为十八岁正好进入成人环节，在大学一方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未来工作的能力，这些都需要通过大学的基础教育来做好。到博士，是攻关的时候，需要对某一个问题有真正的创新，要真正做出东西，所以这两头卡得非常紧。

　　所以，我认为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提出的“四个回归”切中了目前教育的根本弊端，也明确了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右)、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左)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在1999年大扩招之后，2003年跨越了一个15%的门槛，毛入学率达到大众化。今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逼近50%，在这种背景下，考不上大学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大学的培养等各方面都要去做调整。不像您那时候上大学，学生总体都是筛出来的精英，都比较自律。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出口关，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没有办法保障的。

　　宋献中：这点我非常赞同。国内的大学教育，是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孩子或是大部分孩子，都有上大学的机会。因此要考虑多种因素，第一，不同的大学要满足适应学生不同的需求，不同学校要有不同的定位。

　　清华、北大、人大这些在国内顶尖的大学，和职业教育完全不同。所谓教学研究型，应用型，高职高专等，尺子也不一样。不要搞千篇一律，每所学校在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这一共同目标下，要有自己的的特色，培养方法和培养体系应有不同。

　　第二，学校要根据定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严格执行，衡量学生目标达成度，如果目标达成了就毕业，达不成就肄业或者被淘汰。在普及化的情况下，是一个双向选择，大学可以选学生，学生也可以选大学。

　　陈志文：这是好事情，迫使大学反过来去思考。我问另外一个大众关心的话题，“211”,“985”，双一流，您怎么评价?

　　宋献中：“985”、“211”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以一定的措施，推进一些比较好的学校，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水平，通过重点的投入，重点的支持去发展它。这些措施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历史功劳不能否认。

　　但是也有不足、弊端，比如有些学校可能在某一学科上特别强，但在其他方面不是很强，所以就进不了“211”、“985”。同时它又划死了，不允许有淘汰，有竞争，有一定的弊端。“双一流”就好一点，高校办学特色很强，或者某个学科很强，就有机会进去。

　　坚持暨南大学办学特色，牢记总书记要求，擦亮“暨南大学”的金字招牌 

　　陈志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赵灵山说过一句话：“国际化既是教育改革和进步的手段，也是我们的一把尺子，也是一个过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暨南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和开放是分不开的。总书记今年来广东，来了暨南大学，从您角度来讲，为什么总书记会选择暨南大学?

　　宋献中：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暨南大学的办学使命和特色亦即集中为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培养人才、始终坚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至五洲四海，同时暨大今年在广州复办40年也正好契合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主题。

　　“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是暨大的办学使命，一定意义上暨南从成立开始就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暨南大学名不虚传、作用独特、前程远大，充分肯定学校在凝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方面的重要作用。

　　总书记嘱托我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并对学校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三是坚持弘扬暨南精神;四是擦亮学校的金字招牌，努力把学生培养好、把学校办得更好，为海外侨胞回祖国学习、传承中华文化创造更好的条件;五是勉励广大暨南学子好好学习、早日成才，将来为社会作出贡献，主动融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学校的肯定，更是饱含着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深切期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嘱托，为暨南大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陈志文：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校长，或者说优秀的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和能力?

　　宋献中：第一，我觉得要有一种精神，即对教育事业、对学校，要有爱，要有理想，有情怀。

　　第二，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全局观，要站在整个学校的层面上，或者在国家发展需求的层面上去考虑问题，要无私，有大我。

　　第三，作为一名大学校长，还要有更超前的思维，不要只想现在。一定要有为未来着想的前瞻性，而且不计较眼前的得失，为后人做一些铺垫。

　　陈志文：从我的角度来讲，校长就是教授里边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要解决很多实际问题。需要有行政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同时还能给学校带来资源，包含钱。

　　宋献中：对，我刚才讲的三点，是相对宏观一点的，校长自身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要能够善于决策，勇于决策，或者在某些方面一定要有担当，做好了是大家的，做不好是校长的。

　　陈志文：如果好校长满分是十分，您希望自己能达到几分?

　　宋献中：我只要达到七八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一定会尽十分的努力去干，如果能够取得七八分的满意程度，就算自己及格。能否及格，可能要到任期结束以后才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