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批判理论家福斯特指出，“当前教育管理理论的根本争论，都是围绕管理研究及其实践中的三种不同观点展开的，即功能主义观点、现象学观点和批判理论。”在西方教育管理学界，一个由教育组织管理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现象学观点和批判理论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在形成。本文只研究其中的批判理论，重点是探讨该理论的思想基础及基本观点。

一、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的思想基础

　　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是它将自身严格地规限在“单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哈贝马斯思想之上。福斯特认为，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菱为根在的，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家以一种研究的和批判的态度进行社会分析。人们可以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中看到其假设和论点处处定位于并响应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

　　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针锋相对，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社会批判理论，推崇批判，强调整合性研究。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试图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武器猛烈抨击教育组织管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并进而建构起具有整合性和辩证色彩的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以下几方面对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产生了直接和明显的影响。

　　第一，工具理性的批判与交往理性的引入。教育组织管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孜孜以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目的手段理性。福斯特指出，在“管理理论中，理性成为了组织与组织系统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的特征。理性仅在它的工具意义上得以考虑，当成了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西营救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理性并提出了有限理性说。但是，这却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严厉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中那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实质上就是科技理性。它虽然拓展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人们的精神却相应地萎缩了。人并没有由此获得解放，相反，它制造了一个使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被社会奴役同步增长的世界。这种科技理性也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操纵性的，迟早难逃手段目的化的结局。

　　哈贝马斯从批判实证主义出发，深刻揭示了科技理性对人进行控制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前者是说，自然科学知识是一种最客观的知识范型，社会研究及其所有的知识都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而后者主张，科学知识能够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实质上就是科技理性开始毫无限制地僭越到政治系统并进而侵入生活世界的具体体现。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根本相异的。科技理性只适用于物的世界，如果强行将其扩张到整个世界，就势必导致科技理性的独断和强制。不过，哈贝马斯认为，尽管这种悲剧发生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人类并不是束手无策了。我们可以引入“交往理性”来重建理性概念，以此抗衡和统摄“科技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石。交往理性与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根本不同，它强调相互理解和沟通，强调批判和反思。交往理性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通过交往行为表现出来，具有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开放性、可批判性等特点。交往理性的提出，既是出于批判工具理性的泛化，也是出于解答现代性危机，探索一个能全面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的具有广泛说服力的理论。

　　第二，三种兴趣与三种科学。教育组织管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组织管理的运行规律是客观的，是不受主体兴趣制约的。组织管理论的根本任务是，揭示组织管理的运行规律，并以此开展组织管理工作和提高其效率。但是，哈贝马斯指出，一切科学认识都是以兴趣为前提的，认识关系就是兴趣关系。兴趣与认识是不可分割的，兴趣渗透在认识过程中，认识活动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哈贝马斯强调，主体的认识兴趣决定了其科学活动，相庆的，每一种科学活动又反映着特定的认识兴趣。主体认识活动中存在着三类兴趣：技术兴趣、历史的诠释兴趣和解放兴趣。与之相随的是，三类兴趣进一步促成并决定了三种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

　　技术兴趣是主体试图运用技术占有或者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它的目的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彻底解除自然界对人的盲目统治，其要义是控制自然和积累客观知识。历史的诠释兴趣旨在解释和理解人类本质及其历史，目的是将人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中解救出来。解放兴趣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要旨是认识自由的条件，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认为，上述三类兴趣都是在劳动、交往和权力的三种人类存在的状态中产生的。在劳动中，人对自然实行技术性控制，从而表现了技术兴趣。在交往中，人理解了社会规范、道德及相关问题的重要性，理解了历史及工们自身，从而表现了历史的诠释兴趣。在自由和权力的追求中，人类憧憬着公正，对种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予以反思和揭露，从而表现了解放兴趣。

　　技术兴趣导致并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代表着一种对自然和人类的量化知识和客观知识的探索。它力求从理论上使研究现象客观化，从而发展预测行为的规则。近现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中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模式也理所当锛被运用到社会行为的研究中来。但是，社会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关系中发生的，它孕育着主观的创造和意义的生成。对此，自然科学是无力回答的。对它关爱备至的是文化科学。文化科学强调，意义只有置于它所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才能获得真正理解。文化科学体现着历史的诠释兴趣，历史的诠释兴趣为文化科学提供了动力。批判的社会科学是在解放兴趣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解放兴趣的具体表现，包含着解放兴趣。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追求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摆脱了内外限制的自由的交往关系和达成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技术兴趣主导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集团所滥用，那种扎根于历史的诠释兴趣之中的交往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少数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大权的人，控制着人们达成共识的途径。面对这种形势，只有解放兴趣所指导的批判的社会科学，才能使人类最终摆脱物质匮乏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冲突与对立。

　　第三，系统的膨胀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在依断现代西方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时，使用了一种“双重的社会概念”，即“系统－生活世界”的双重分析架构。哈贝马斯断言，“谁区分系统与生活世界，谁就能把握现代社会的病理学。”这里，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可大致理解为市场上的经济事务和行政机关，生活世界可理解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由交往结构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原本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并不必然表现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是说，当系统不能遏止自身的膨胀，日趋分化和复杂化的系统肆意侵蚀、干扰和控制生活世界时，那就表明社会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它意味着日益膨胀的系统优势破坏了交往结构，意味着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不断侵蚀着那些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意味着“生活世界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化，越来越变成与商品和行政管理的关系。”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对教育组织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福斯特指出，“现代系统是怎样使其本身合法化的这一问题，是哈贝马斯思想的一个主要组织部分，而且这也是与组织管理研究最为相关的方面。”

　　第四，实证主义批判与现代文化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领域人都把批判的予头脂向实证主义。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将经验科学看成是人类知识的惟一形态和最恰当的表述，是一咱乇头乇尾的霸权表现。他指出，实证主义具有三个根本缺陷：1）人在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中变成了物，人的主体性丧失殆尽。2）割裂事实与价值的联系，导致了知识与兴趣、理智与情感的分裂。3）实证主义的经验科学所揭示的世界只能是一种死板的、无意义的世界。阿多尔诺重点批判了经验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认为不能将自然科学的模式移植到社会上来，这证主义本质上起到了为现实辩护的作用。马尔库塞则着重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早期倡导者，还分析了现代文化对人类的影响。他们认为，目的理性或者工具理性逐渐消解了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之功能。文化变成了纯粹的消遣，失去了批判性特征。阿多尔诺指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弊端：一是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二是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扼杀了个性；三是文化逐渐演变成一种支配力量，具有了强制性。文化愈来愈屈从于工具理性的需要，以致于完全成为了一个“文化产业”，成为了即时满足的工具。现代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想象力，束缚了人的反思能力。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组织管理中也逐渐丧失了个人的主见和思考，变得越来越随波逐流，没有责任感，耽于声色之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