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读书报：我以为，本届北京论坛语言分论坛中，“以古丝路多种语言、多种文明为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看多元文明的碰撞与融通”这一分议题的设计很是恰当，因为古丝路时期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文明的大融合，与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只是有程度上的不同，性质上则大致一样。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上，多种语言和文明共存，相互碰撞、融合，这种碰撞与融通对中华文明有什么影响呢？

　　段晴：近些年来电视台曾播出多部关于丝路古道的系列报道，因此中国老百姓对丝路的概念并不陌生。丝路古道，对中华文明的影响非常大。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异域文明是通过丝路古道而进入中原，并对中华文明发生巨大影响的。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佛教，佛教是途经丝路传入中国的。其实不只佛教，沿丝路进来的还有基督教。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初期，基督教就沿丝路进入中原。中国最早的基督教会(这里是泛指的，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新教教会)可以追溯到唐代初期，甚至创立了独特的体制，有自己的宗教领袖。唐明皇曾经聆听过基督教的唱诗，歌词是《圣经》的《诗篇》，但是当时他听到的唱诗语言是古代叙利亚语。当时的中国，和今天一样，可以听到各种外国语言。根据近年来的发现，犹太教很可能也是从新疆走丝路进入中原的。以前学界推测，犹太人可能是经海路来到中原的。但是近年来，我们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了一封几乎保存完好的犹太人写的信，这封信使用的语言介乎新波斯语与中古波斯语之间，而文字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写信人是曾经生活在和田地区的犹太教的一位拉比，这说明和田地区曾有犹太人的社团。写信时间大约在8世纪末9世纪初。这封信充分证明，犹太社团很可能是从丝路进入中原的。

　　在古代丝路，曾经活跃着著名的粟特商旅。近年的考古活动发现了粟特产的制作精美的金器。山西、陕西发现了粟特人的雕刻精美的石棺，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考古发现， 谁还知道有那些金银财宝呢？谁还记得这些曾经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粟特人呢？思想传播对一个民族的文明以及群体的基本素质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胜于物质文明的传播。而思想的传播，是借助语言完成的。所以，德国的一名著名哲学家曾经说过，拥有语言者，拥有天下。

　　最明显的例证是佛教。历史上，大量佛教经书被译成汉语、藏语，对汉语、藏语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的语汇如此深入到这两种语言当中，以至于我们今天如果剔除这些词汇，根本无法说汉语，说藏语。以汉语为例，通过这种交流，汉语的词汇和表达的生动性得到了很大的丰富。比如一些很著名的成语，如飞蛾扑火、作茧自缚等，原是佛典用语。佛经翻译成汉语后，一些著名的汉族文人如白居易等喜欢读佛经，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这样的成语，而他们的诗句又是中国人喜欢背诵的，这样通过诗人的笔，异域的表达方式深入到了汉语的词汇中。翻译成汉语的佛经的底本，大部分是用梵语写的。梵语，是汉语最早所接触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从中大量翻译出文献。梵语的句子往往比较长，而汉语的表达倾向简单明了，例如，古汉语一个“雨”字，已经成句，所表达的内容已经很明确。而书面梵语喜欢用动词与动名词结合的方式，翻译过来就是“雨雨”，而这样的结构好处在于可以无限地加入形容词副词等，比如，可以说“雨大花雨”，“雨大法雨”等。这样的结构进入汉语，总要引起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读书报：与当下对照，在古丝路上，是否有一种强势语言？汉语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段晴：在古丝路，可以说没有强势语言。我比较熟悉于阗文献，就以于阗为例来说明吧。印度西北方言曾经是官方语言。到了三、四世纪，如于阗等国已经有了独立的文字，官方所用也是于阗语。唐代实行对西域的统治时，现在可见到的从于阗出土的大部分官方汉语文书，同时有于阗文本，双语文书很多。从于阗文书，可窥见到汉、藏族在西域地区的统治，以及文化交融。有的人甚至姓汉族的姓，起藏族的名，而本人说于阗语。从古丝路的情形看，各种语言、各种文化是可以并行交融的。

　　读书报：可以说，不了解异域语言，也就无法了解异域文明，更无从了解我们和异域文明的交流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情况如何？

　　段晴：对异域古代语言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因为这后面意味着巨大的学术投入，广博的基础面，学者们数十载的精力投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多种古代语言学科。北大外院为西亚古代的楔形文字，以及古代语言阿卡德语、赫梯语、古希波来语等都设有教席。这些语言对北大所有本科生、研究生开课。特别是印度古代语言梵语、巴利语还设有独立的教研室，可以招收本科学生。在外院以外，哲学系的靳希平教授，年轻的徐龙飞教授还对全校开设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系的彭小谕教授开设教会拉丁语。历史系的女教授颜海英从事埃及的象形文字研究，成绩斐然，也在北大开设古埃及文字的教学课程。一些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教授的水平在国际上都是很知名的，例如东语系的拱玉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楔形文字专家。除了北大，复旦大学也开设有古代语言的课程，其代表如黄洋教授等。

　　但是整体来说，我国对异域古代语言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缺乏应有的基本面。所谓基本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种的数量，二是从业人员的数量。仅以我比较熟悉的梵语为例，在德国，印度学的教席（包含梵语）的确比以前有所减少，但是德国仍然有30所以上的大学设有梵语的教席，开设从本科起的梵语教学。而中国，唯独北京大学设立了梵语教学。在中国，能够从事梵语文献研究的人寥寥无几。虽然这区区几人，也完成了大部头的工作，比如社科院黄宝生教授领导的团队完成了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但是，至今我们没有一部梵汉辞书。世界上唯一一部梵汉日辞书是日本人在上世纪初期完成的。

　　同时，研究西方哲学必不可少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在北大外院没有独立的教席。在日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甚至不比西方差。他们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系统，而我国因为语言的问题，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至少没有日本系统。再比如，涉及基督教发展史的古叙利亚语，在中国也几乎无人通晓。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有过24种语言，17种文字，虽有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其中几种文字，但是，还是有些语言的研究在中国至今没有代表人物。

　　读书报：这次北京论坛语言学分论坛的古代方向分会还主要有哪些议题？

　　段晴：这次北京论坛上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即基于梵汉对比的佛教汉语语言研究，这是我们和中文系联合提出的。中国古代有大量的佛经被译成汉语，主要是从梵语译成汉语的。佛教汉语译经文献从语言上有其独特之处，在汉语语言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因为佛教汉语文献在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这类文献是经过与另一种语言直接接触、与另一种文明直接碰撞而产生，因此对一些学术领域都是十分珍贵而丰富的原始材料。在国际上，能做梵语、汉语比较研究的人数很少，因为梵语本身已经很难，古汉语也很难，再加上深奥的佛教术语，所以在国际上问津此领域的学者不多。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批学者，不畏艰难，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欧洲多个国家留学过的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的辛岛教授，加拿大籍女教授Jan Nattier，还有年轻有为的意大利学者Zacchetti，都是很不错的。在国内，中文系朱庆之教授与外院梵巴教研室联合，培养起一批既通古汉语，又粗通梵语的博士。这批博士已经开始有所作为。和国际学者相比，我们虽然在这个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毕竟刚刚起步，还没有像国际学者那样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汉梵对比研究的中心理应在中国，但实际上日本学者、欧洲学者已经组织过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次北京论坛语言学分论坛，专门为古代方向设计了分会，使得我们有能力把国际相关领域的学者聚到北京，让北京也逐渐进入这一领域的中心地位，这是北京论坛一次很有意义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