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丘成桐大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杨振宁大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肯定，引来网上议论纷纷。许多人将两位大师的讲话对立起来，我觉得并不妥当，因为他们二人并没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全面评价，而是针对不同问题发表的意见，对于他们所讲的部分，都应当予以正面理解。

　　丘成桐先生批评中国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水平落后，批评学术界有压制外地英才的现象，应该说是很中肯的，非常值得中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丘先生的一些话说得很尖锐，是对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腐败现象的憎恶，他的疾恶如仇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所提出的警示，必须认真对待，研究改进。

　　杨振宁先生谈的是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他不止一次谈到中国大学本科不比美国差，特别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不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或许还要好一些。我认为这也是实情。不敢说中国一般大学的水平，仅就北大、清华、南大、科大、复旦等中国一流高校的本科生来说，的确不比国外一流大学生差。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大量学生到国外读研究生，没有听说遇到大的困难，而且大多数是导师们非常喜欢的学生。近年来，美国从中国招收的研究生越来越多，就是证明。美国高等学校向美国移民局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放宽对中国学生签证的限制，也能说明问题。轻率否定杨振宁先生的说法，甚至挖苦讽刺，只能表明自己的无知和庸俗。中国国内有些人，对于美国并不了解，却有一股盲目的崇美情绪，似乎不能谈中国比美国好，谁谈中国比美国好就被讥笑，这是半殖民地奴化思想的流毒。有人谈教育公平问题，本文不想多谈，只提醒一点，美国哈佛、耶鲁那些常春藤学校几乎是富人子女的天下。

　　丘先生也曾谈到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看法，批评中国自认为比美国强的盲目乐观，谈到他所接触的美国学生数学水平很高，而某些中国博士的论文让人耻笑。对于丘先生的这个看法，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规劝中国人不要对中国基础教育盲目乐观是对的，从全中国的情况看，我们的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早就普及了12年义务教育，美国人都具有基本的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是中国应该追赶的。另外，美国的教育思想着重个人才能的发挥，教育活动生动，充满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中国孩子来美国上学，除了最初语言困难的短时期外，都喜欢美国学校，而不愿意再回国上学，很能说明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丘成桐先生的看法反映的是局部的实情，是丘先生接触的美国精英们的情况，不反映美国的全部。国际上有对各国基础教育的测验考察。多次测验的结果，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和科学的平均成绩只是中等，列在前面的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没有参加这种测验，但是可以预计，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能够与上述东亚学生并驾齐驱。

　　我来美国前，在北京大学教了大约20年基础课，应该说对他们的水平有所了解。我在美国又生活了10多年，接触过一些美国学生和中国的留学生。我的感觉是，美国普通学生的数学水平实在不行。首先，美国人依赖计算机太厉害，几乎都不会心算，非常简单的四则算术题没有计算工具算不出来，简单的小数和分数变换也不会算，学医的研究生不会算溶液稀释的简单配比，诸如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其次，美国教育要求太松，对于数学的基本要求，比中国大城市的学校相差一到两年。中国孩子到美国转学，数学课几乎都要跳一两班。更令人奇怪的是，不要求背数学公式。我的一个亲属在一个很好的高中读书，学三角课，老师不要求背三角公式，说书上有随时可以查。天啊！用查公式的办法解三角题，恐怕只能是乌龟速度了。我上中学时对三角很有兴趣，就在于解出复杂的题，那是一种乐趣，像从迷宫中走出来的乐趣。凭借的是公式都记在自己脑子里，几个换算就解答出来，是对逻辑思维的极好训练。我认为中国学校严格要求学生是对的，一定要坚持，计算机普及了，心算不能丢，公式必须会背、会用。

　　美国教育最大的优点是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每个班有课表，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表。功课好的同学，跳班很通常，单科跳班更是普遍。聪明的学生低年级学高年级的课程，学完中学的课程，可以在中学就选修大学的课程。反之头脑较笨的同学，可以少选自然科学的课程，而选职业训练的课程，如烹饪、缝纫等。美国在普通中学设置这些课程，为不同的同学选用。因此，在美国优秀的学生可以很优秀，充分发挥他们掌握知识的潜力，而不会用一刀切的办法限制住他们，所以美国人才辈出。相反，对于那些头痛数理化的学生，设有许多他们感兴趣的、可以学下去的课程，并不要求一定学多么深的数理化，也能完成12年义务教育而毕业。

　　美国因照顾到12年义务教育的普遍水平，对于数理化的基本要求不高，相应的影响到大学本科的水平。中国是万马奔腾一条路，中学教育听命于高考指挥棒，把学生的精力全都凝聚到准备高考上来。因此，数理化的基础打得比较好，清华、北大这些国内一流大学又将全国的尖子学生吸引来，本科当然好办，水平当然轻易上去，这是教育体制使然，并不完全反映大学的办学成绩。我曾经给北大分校（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上过课，深深感到与北大本校学生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无法相比。北大分校招生录取线，在普通高校是靠前的，因此可以看出，就北京市和全国而言，不同高校生源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中国大学本科，尤其是中国一流大学本科的基础较好，应该说是事实。这与中国高中的严格训练有关，也与中国大学重视基础课的传统有关。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以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视理论基础，课程理论系统强，概念清晰，而且遵循伟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教导，循序渐进。中国那时学习苏联，许多一流科学家投身于基础课教学。就以北大来说，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黄昆教授，化学系的傅鹰教授，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从事基础课教学，为大学的基础课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所以，中国大学，特别是中国一流大学，本科的基础好不是虚妄之言，而是实际情况。对此，国外大学是承认的，他们愿意招收中国的学生。

　　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不在本科，在于科学研究水平太低。中国自满清晚期派遣留学生以来，20世纪上半叶留学生不断，逐渐的将中国的科学赶了上来，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教育家。遗憾的是，五十年代以后，一方面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压制，一方面是国外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中断，也没有出国留学生。这种学术交流的中断，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极为不利，学术水平又落后了二三十年，集中反映在导师水平与国外的巨大差距。80年代以后恢复与国外的交流，留学生越来越多，差距虽然在缩小，但是不可能是一日之功，还需要追赶相当长的时间。令人痛心的是，近年来学术界过去的好传统，奉献精神、求实精神削弱了，却滋长了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许多人不是把心力专注于科学工作，而是企图取巧，用少力而能出大名、发大财。有些学校只追求博士生的数量，学校、导师、学生三方皆大欢喜，而不顾博士的真实水平。丘成桐先生所言不虚，我就知道从中国来国外的有些博士其水平之低，投机取巧之能，令人嘬舌。

　　中国的体制是统一领导，反映到学术界也有这个倾向。科技部当然最信任的是科学院，教育部最信任的就是清华、北大。这是几十年下来的传统，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学术界的反应。现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改革却落后于经济基础。学术自由比起过去有本质的不同，不必受政治路线的干扰。但是学术自由的空气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这个问题只能从加强对外交流来解决。对外交流越多，真货、假货更易分辨，水平高低自有公论。

　　中国的教育思想和美国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严师出高徒，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的幼年，是不自觉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非常重要，许多好习惯是这时养成的，许多坏习惯也是这时惯出来的。严格要求是正确的，不应该否定。中国教育传统的缺陷是，家长的意愿占上风，而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条件，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教育完全失败。再者就是要求齐步走，一个进度，同样要求，完全没有因材施教。使得好学生浪费时间，或者走题海道路；而功课差的学生非常苦恼，视上学为畏途。所以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先进教育思想，因材施教，鼓励个人发展、创造，改变填鸭式的死板教学，开创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建立起培育人才茁壮成长的好环境。同时应该避免对学生放松要求，尤其不要因计算机的普及，放松对孩子心算、背诵的要求，这是训练他们逻辑思维的必要条件。 总之，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求知欲，而不要养成懒散的习性。（来源/美国《侨报》，作者/项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