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刘培育

　　金岳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等领域里都有很大的贡献。我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虽然我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但我不一定能把握准他的治学思想。我“生不逢时”，投奔到金先生的门下赶上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10多年都是在政治运动和动乱中度过的。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一般人对他都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因此同他深谈的机会也不太多。这里，我只能根据读他的书，听同仁们的讲述，结合我的所见所思谈一谈。好在金先生的著作是公共财富，了解他熟悉他的人也不少，我有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劳驾各位读者帮我指出来。

　　金先生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开始学商科，因为“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了。他认为，商业学与政治学相比，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学问。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先生青年时代就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写的政治学。

　　金先生读博士学位时，重点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Green是英国一位地方教长的儿子，他当过牛津大学教授，也干过牛津市议会议员。他不仅是当时英国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金先生在研究Green的政治思想时接触到他的哲学思想，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最初发生了哲学上的兴趣”。1921年末，金先生到英国，由Green进而研究英国最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布莱德雷，又由布莱德雷而接触到罗素。因为在金岳霖看来，用罗素可以驳倒布莱德雷的诡辩。罗素自己也说过，在反叛黑格尔主义这件事情上， 穆尔带头，他是紧跟其后。金先生读了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ematics”，认识到“精细的分析”就是哲学，从此他“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穆尔的思想也对金先生走上分析哲学之路产生影响。金先生说过，“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见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68页）

　　金先生研究哲学也和休谟有关。休谟是英国人一向尊称为头号怀疑论者的哲学家。他的“Treatise”，尤其是书中讨论因果关系的那几章，给金先生以“洋洋乎大观”的感觉。金先生“敬服”休谟能够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从此他彻底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而“进入了哲学”。金先生晚年说：“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同上，第55页）

　　金先生最后彻底放弃政治学而专心从事哲学研究，与他对政治学的认识也有密切关系。通过研究政治学，观察美欧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他认为政治学根本“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了“玩政治”的龌龊行为，他对政治有了一种“厌恶感”。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明确地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0页）

　　金先生对哲学的“兴趣”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呢？就是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有一次金先生还说，自己的脾气是没有办法的，“一看到别人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就觉得手痒，不知不觉地提起笔杆和大家讨论起来。”（《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214，215页）

　　金先生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当年，金先生随清华的师生从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据陈岱孙回忆，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法两学院在蒙自上完第一学期课后，奉命搬回昆明。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厢区的昆华师范学校。联大在昆师借赁的宿舍一共有3栋楼，南北两栋为学生宿舍，金先生住在中楼。9月28日，敌机第一次在昆明空袭。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栋楼的师生都按学校规定立即离开了学校，跑到北城外的荒山上去躲避，而金先生仍然专心的在屋里写作，根本没有理会警报。这次敌机恰恰轰炸了昆师，扔下好几枚炸弹。所幸的是联大师生无一人死伤。不幸的是，有两名寄住在此的外省同学被炸死。炸弹的响声把金先生从思考中惊醒，他走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惨景。当躲空袭的人们回到昆师时，还看见金先生木然地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后来，金先生和十来个同仁搬到北门街唐家花园的一座戏楼上住，他和朱自清、陈岱孙等五个人合住在楼上对着戏台的正中的大包厢里。同仁们考虑到金先生的工作习惯，在大包厢的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于是，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除上课外，每天上午仍然是研读写作时间，雷打不动。不过这次他答应如果再有空袭警报响，一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

　　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帝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写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