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新闻晨报记者 刘莎 整理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道路分歧在哪里？章太炎与俞樾、周作人与章太炎，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蕴藏着怎样的深意？胡适与冯友兰为何互相瞧不起？20世纪，从晚清到新中国成，各种运动纷至沓来，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战争，交织在苦难的神州大地，这些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度尽劫波，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历史中的背影，为后人留下诸多悖论和谜团，需要我们省察，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刘宜庆，笔名柳已青。书评人，专栏作家。现居青岛。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近年致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等作品。

　　梅贻琦的风度

　　梅贻琦，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

　　“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梅贻琦有着传统儒家最好的性格，人称寡言君子。叶公超回忆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早年执教清华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园任教。当时清华学堂还不是一所大学，一般没有“教授”称号，但给梅贻琦的聘书上明确写着聘他为教授，“聘约三年，第一年工资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这是梅贻琦执教清华之始。

　　梅贻琦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大概由于不善辞令的缘故，他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这段掌故是1949年梅贻琦去美国后，对夫人韩咏华讲的。韩咏华1977年回到祖国，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下来，并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年，一辈子下来了。”的确，梅贻琦的品格中有一种埋头苦干的执着精神，正是他的严谨、风度、胸怀、实干，缔造了以后清华大学的辉煌。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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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清华一跃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大学。

　　梅贻琦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却又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