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提  要：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跨越的历史时期，教育质量观起重要导向作用。入学“门槛”降低了是不是等于教育质量下降、大众化阶段还有没有精英教育、为什么要建立多元教育质量观、大众化阶段的素质教育应作何理解，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新世纪；大众化；教育质量观

　　新世纪，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继承、传播和创造知识的高等教育，将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提高国民素质、储备科技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不约而同地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到2010年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战略决策，并采取行政措施，连续几年扩大招生规模。在今后若干年中，高等教育还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大众化的发展目标。

　　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拉动了内需，缓解了高等教育供求的矛盾，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忧虑，担心因入学“门槛”降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观去评价通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过程中或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的教育质量问题。

　　“教育质量观所指的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质量和教育效果”[1]。不建立与大众化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人们就会用精英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来审视高等教育质量，很多问题就说不明、道不白，甚至阻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或者只关注“量”的增长而忽视“质”的变化，达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的。因此，探讨新世纪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对于转变传统高等教育质量观、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门槛”降低了并不等于质量下降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标志是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适龄青年的入学率逐年上升，最后跨越50%大关进入普及阶段。在其整个发展进程中，进入高等学校的“门槛”必然逐年降低，这是否意味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了？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门槛”高低受招生规模制约，是人为设置的，不是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其次，人是发展变化的，一次入学考试分数的高低，只能反映一次竞争的结果，不能代表人的素质优劣，更不能以此来推论或决定人的终身；第三，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其教育目标定位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不是少数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大学的“门槛”虽然在逐年降低，但高等教育规模在逐年扩大，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民的综合素质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知识经济培养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各类人才。因此，“门槛”虽然降低了，但并不能说明质量下降。至于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质量问题，并非这一阶段所独有，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

　　二、精英教育将赋予新的内涵

　　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但严格讲，它主要体现在数量上即适龄青年入学率上，而在质量上未能反映面向“精英”的精英教育。高考虽然是全国统考，但由于地区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精英”未必能接受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精英教育会不会消失？不会。不仅不会消失，还必须加强，但其内涵将发生变化。

　　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是面向精英施教的精英教育，处在这一阶段的最高层，其任务只能由具有精英教育实力的教育机构承担。必须变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观念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观念，通过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强化竞争与激励机制，使真正的精英流向这类高等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不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走不出平均施教的怪圈，教育资源就不能优化，就难以培养出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创新型人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无从谈起。因此，新世纪这类教育机构的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质量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成为实践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应该”的主体。即“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2］“四个应该”既是这类教育机构在新世纪必须具备的基本职能，也是其确定办学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评价其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基本标志。显然，肯定并加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并把精英教育与非精英教育区别开来是非常必要的，它抓住了主要矛盾，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一流大学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专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可以避免两种偏向：用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去评价非精英教育的质量或用非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去评价精英教育的质量，两者都会产生误导，得出不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