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们觉得这里比拘留所好多了，至少可以读书，老师对我们都很好，还和我们一起玩。”7月9日，在北京海淀工读学校，我们见到了半个月前合伙偷盗摩托车的4个14岁孩子，6天前他们刚从拘留所被送到这里。“当时就觉得好玩儿，挺刺激的，没想什么。”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摩托车呢？”“卖了。就卖了几百块钱。我们不是为了钱，家里给的钱都够花。”一个孩子这么说，其余几个跟着点头。“当时没觉得害怕吗？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吗？”

　　“当时没人看见，我们也不是商量好的，就是一冲动就做了。我们知道：14岁，就算犯了法也不受法律制裁。”

　　他们在工读学校的班主任杨老师说，这几个孩子在原校都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列举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打架，寻衅滋事，逃课，不完成作业，不尊敬老师……“按道理说，他们早就应该被送到工读学校来。但往往是孩子出了事，人们才想起工读学校。那时对孩子的转化与教育都已比较困难，对孩子身心造成的不良影响很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

　　海淀工读学校徐校长说：“和4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工读学校的学生成分有了很大变化。”

　　海淀工读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成立于1955年7月。解放初，为了挽救和教育当时流浪于社会的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借鉴苏联早期教育家马卡连柯的理论和经验，从当时苏联创办的“工学团”衍生出中国的“工读学校”。继北京海淀工读学校后，在上海、沈阳、重庆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20多所工读学校。1967年至1977年，由于历史原因，工读学校一度停办，直至1978年复办。

　　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既让大家知道了工读学校，也让很多家长对进工读学校产生了恐惧甚至逆反心理：“进工读的没有好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不能进工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工读学校实行原校、家长和学生“三自愿”原则，导致了与普通学校的教学环境不相适应的学生大多不愿到工读学校接受教育。

　　徐校长说：“过去的工读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意思，学校里设有车间，学生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做工。学生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绝大多数都有犯罪行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进工读学校的学生年龄小了，所谓的不良行为也减轻了。原来那种意义的工读生基本上消失。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手段，也全部转移到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上来，车间已经全部取消。国家明确规定，工读教育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有益补充，我们是学校，不是少管所！”

　　据朝阳工读学校校长谭朴介绍，目前在工读学校的学生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问题少年”，他们在行为上偏常，厌学，有情绪障碍，与普通学校的老师无法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还有一部分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和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按照国家创办工读学校的初衷，这一部分孩子是工读教育的重点。“但是，恰恰是这样一批最应该得到特殊教育的孩子，没人管他们。他们往往长时间逃学，自以为过上了潇洒自由的日子，乐得没人管；家长对他们也破罐子破摔，不愿意再花钱费心思教育他们；原校对他们也很头疼，让他们上学可能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他们逃学旷课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而我们鉴于‘三自愿’原则，又没办法把他们强收进来。这样的孩子流浪在社会上，出没于网吧，与街头小混混生活在一起，成了真正的‘三不管’群体。他们将来的处境让人十分担忧。”

　　朝阳工读学校在2001年年底就所服务的朝阳区和崇文区搞过一个调查，发现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范畴内流失在社会上没有上学的少年有200多人。而北京市教委最近发布的一项数字表明：漂流在外的不良少年全市共有2000余人。

　　由于真正的不良少年到工读学校上学的欲望大大降低，北京市的工读学校招生标准已经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学生转向“问题少年”。北京市原来的东城、西城、朝阳等工读学校，在校生90％以上是在原校有学习问题、情绪障碍、厌学情绪的初中生。“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学生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特殊教育和转化，就会向不良少年转变。”朝阳工读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教师刘燕说：“‘6·16’网吧事件中那两个孩子，肯定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过激的反社会行为，如果有适当的早期干预，在他们还没有走上歪路的时候就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后期的行为就会有很大转变。”

　　鉴于很多学生不愿意到工读学校上学，1990年以后，工读学校纷纷采取更改校名、保留学生原校学籍、团籍，由原校发放毕业证等手段，以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包袱。大部分学校还增加了校外辅导的教育职能，对于那些情况较简单、问题不太严重的学生，在原校建立工读预备生档案，由工读学校的老师定期到学校做辅导和帮助。“根据我们校外辅导的经验，95％的预备生可以在原校就地转化，升入高中。”刘燕老师说，“孩子有毛病不怕，怕就怕得不到正当的教育。没有人管，他很自然就会自暴自弃，和原来的环境越发对立，直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们所遇见的那4个偷摩托车的少年中，有一个很直率地说：“我本来就想上工读学校，连预备生的表格都填了。我自己也知道，像原来那样不行。在原校上课我听不懂，老师也不管我。我听别人说了，工读学校的老师对谁都管，不管你学得好不好。”

　　对于工读教育，北京市教委的一位官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工读学校挽救一个孩子，就能安定一个家庭、一个班级；挽救一批孩子，就能安定一个地区、一所学校。”

　　在采访中，北京市几所工读学校的校长都表示，希望社会能够关注工读学校和工读教育。“工读学校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少年和不良少年不仅是国家教育任务中的一部分，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