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工读,抑或消灭工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从事工读教育的人们。
我国的工读学校曾经一度蓬勃发展,仅北京市最多时就有16所工读学校。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工读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关闭或即将关闭。据报道,某市的一所工读学校,目前只有11名学生;北京东城工读学校的教师,有42%是工人出身,今年下大力气招了6个大学生,但没有一人是师范专业毕业的;西城工读学校在区里调整土地规划后,原有的100亩地只剩下15亩;朝阳工读学校因为校园面积过于窄小,学生缺少活动空间,有36%的学生被列入肥胖行列……
按照规定,中型以上城市要有两所以上的工读学校。如此计算,全国的工读学校应该至少有150所,但目前实际只有83所。
经费问题
办教育,没有钱不行。说起钱,工读学校的校长们为难地摇头。
“我惟一不担心的是,整治乱收费整不到我们头上。”东城工读学校饶校长哈哈大笑,“别的学校收赞助费还进不去,而工读学校不收赞助费也没人愿意来,别说收赞助费了。”
他算了一笔账:学生一天三顿饭,一个月230元,住宿费每月17元,一个学期85元。“就是这样的收费标准,仍然有学生不交费———交不起费,或者家里没有人愿意交费。”
海淀工读学校徐校长也在算计:这些年,大约有10%的学生无法交费,学校替工读生垫付的费用已有20多万元。
“如果允许强制送学生上工读,这部分人的费用会更麻烦。”就是办学条件较好的朝阳工读学校,谭朴校长也很无奈,“人家本来就不愿意来,还伸手向人家里要钱?”
东城工读学校现在连基本的教学条件都没有。饶校长掰着手指头列举现有的设施:化学实验室的仪器,产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别的学校退役后送的;物理、生物、语音等实验室没有;刚刚搞起来的音乐教室,还是空房一间;为了学生毕业后的生存考虑,千方百计搞成了一个不算现代的计算机教室;学校100多间危房,只有18个教室;老师根本不知道多媒体教学是什么样……
聘专家要花钱,搞活动要花钱,老师的夜班补助要花钱,增添新的教学设施要花钱。“工读学校不比普通学校,没有国家的经费支持,仅靠老师的奉献,只有死路一条。”谭校长说,“我当校长3年,每天的工作就是要钱,马不停蹄地要了1500万元,这才喘口气。”
朝阳工读学校有个“十五规划”:希望能够有150亩地,建个大操场,将学校办成法制教育基地、心理教育基地和军训基地,同时开设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为学生们将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渠道。要发展,就要办成这样的科学化、多职能的学校;否则,不如不办。
教育问题
对于所谓“双差”的工读生,教育应该怎么进行?
“我们看重的是教育的过程。”谭校长说。
比如一次游长城,朝阳工读学校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忙活。为什么要修长城?是什么年代建成的?经过了几次大修?为什么伟大?他们要求学生游长城的时候要带照相机,拍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搞比赛。于是请电教老师讲怎么取景,怎么构图;请语文老师讲游记怎么写,如何在旅游的时候观察景物。还有文明礼貌教育等等。
“游长城那天,一路上做好事。坐火车的时候,把列车员的活儿都包了。一路歌声,比文明,比礼貌。回来后,洗照片、写游记、搞比赛。游记写得好,奖!照片拍得好,发奖状!做好事多,表扬!”谭校长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腾地站起来。
“一次游长城的活动,我们搞了两个月。你说有意思吗?有哇。这就是教育!”他大手一挥:“如果所有普通学校都和我们一样,工读学校可以不要!”
但是,丰富多彩的活动仍然很难取代知识对人的影响力。
“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请真正搞课程研究的人到工读学校来,为我们的孩子重新设计课程和教科书?”老师们说。
普通教科书台阶大,跨度大。是否可以把一个学期的课程分成10个小台阶,让学生两个星期就能够升一个台阶,而整个学期学完,恰好与普通学校拉齐?
可不可以帮助工读学校设计一套单独的题库,生动些、灵活些,以辅助小台阶的教学?
工读生逻辑思维差,但形象思维都很强,能不能把课本设计得符合他们的特色?
老师们从常年工作中总结出一个结论:越是自卑的孩子,越需要鼓励。但单纯靠老师的口头表扬是不够的。“要有一套机制能够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觉得自己很行。尤其是在他们觉得薄弱的学习方面。这些,我们任课老师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做到。”
如果聋哑、弱智少儿教育可以算“特殊教育”,那么工读教育算不算“特殊教育”?
“从学生的角度看,我们不愿意把这一领域称为特殊教育。”北京市东城工读学校的饶校长表示,“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学生是有残疾的,尤其在心理和思维上。”
从1996年开始,朝阳工读学校对每一个入学的新生都要进行心理测试。多年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学生在人格上有缺陷。这些孩子往往倔犟、固执,社会成熟度极低,性格极外向或者极内向,情绪波动大,不容易控制。
“所以,工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教育的过程,帮助这些孩子渐渐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离开工读学校后,依然能够正常健康地生活。”
仅以对待学生上课说话为例,西城工读的邓老师是这样做的———一个学生第一次说话,不需要批评他,只要给他一个眼神,让他知道“我听见你说话了”;第二次,再给他一个眼神,告诉他“你可是又说话了,这不对”;如果还有第三次怎么办?不能生气。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去,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你刚才说话了,课堂上不应该随便说话,多影响其他同学啊!”虽然还可能有第四次,但老师永远不要直接对他发脾气。
“有些孩子上课说话是无意识的行为。他们多数好动,管不住自己。如果你一开始就严厉地点名批评,或者扔粉笔头儿,他的情绪就会瞬间被激化,之后他就会故意捣乱,故意说话。到那时,课堂很难控制不说,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
但老师们都认为,目前对于工读学校心理教育的支持很不够。根据长时间观察和家访,老师们可以知道孩子的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源,但如何进行有效的矫治,对于非专业人士的老师们来说,有些力不从心。“我们只能自己摸索,但大多会走些弯路。”
朝阳工读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刘老师说:“我们最希望有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能够到我们这里做长期的工作和调研,同时帮助我们对学生进行心理矫治。”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当然,这可能需要很多经费,我们知道难度很大。”
此外,在工读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群体———教师。老师们常年神经紧张,教学工作负担重,作息时间不规律,还要时时准备处理突发事故。
“学校尽量多组织教师们假期出去旅游,搞心理健康班……毕竟,如果老师的心理不健康,对工读生的教育就更艰难。”
生源问题
7月初,海淀工读学校的毕业晚会上,一位女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流泪说道:我将来一定努力工作,没有成就时,我不会说自己工读的这段经历,但有朝一日我有了成就,一定要大声向全社会宣布:我曾是工读生!
她的班主任石蕴茹听得眼泪直流。这些年来,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她的心都在颤抖。
然而,其他人呢?
多数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工读学校里来。“工读学校是坏孩子去的地方”,“去了工读学校,以后找工作都困难”,这些看法使大多数人对“工读”这个名词感到恐惧。甚至有人问:工读学校里面,就是非打即骂吧?!
对任何一所学校而言,生源都是最重要的。但很多家长宁可让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游荡,也不愿意让他到这种特殊的学校来上学。
“我就是个工读生,而且是第一批工读生。”谭校长说,“在任何人面前,我都不回避这个话题。不就是小时候犯了点错吗?比起那些正规学校出来的,我哪一点都不差。”
对于那些孩子刚入学的学生家长,朝阳工读学校首先告诉他们: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们要承认这种差距,所以要用一种与普通学校不同的方法来教育他,这就是他要到工读学校来上学的原因。
与普通学校不同,工读学校都是小班教学,24小时监护,老师和学生吃住在一起。“工读学校不是以传授知识为先,更看重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对于那些敏感、脆弱和暴力型人格的孩子,老师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他们的情绪波动,保护他、安慰他、劝导他。”
同时,集体生活也能够培养孩子的集体荣誉感和合作精神。
不少家长反映,在工读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后,孩子自信心增强了,回到家也知道应该帮大人干点家务活。
“我儿子以前连喝水都得叫我倒,现在居然能主动帮我洗袜子!第一次洗的时候,我都高兴得要晕倒了。”
“我们孩子来了4个月,就得了3张奖状,他把奖状都贴在墙上。很难想像,4个月前他还是个破罐子破摔的孩子。”
“我儿子到学校两个月,背的英语单词比以前所有的加起来都多。以前他几乎不和我说话,现在能主动和我讨论问题。我们家长也开始有信心了。”
……
朝阳工读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上了高中、大学,当了作家甚至将军的,都大有人在。
“能不能上大学,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绝对标准。”朝阳工读学校刘燕老师说,“前提是,他得是个好人,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个不危害社会的人。”刘老师前些天打出租车,司机一听说她是工读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兴奋,说自己原来就是个工读生。“他说,想想从前的事,觉得特别可笑,气自己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呀!可是你看,他现在就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没有危害社会,而且还在为别人服务,这不是挺好的吗?”
谭校长说:“以中国的现状,工读生就是一些不适合普通学校教育的孩子。这些孩子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更不用说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他们不比别人了不起,也不比别人低一等,不应该被人瞧不起。我们用更耐心细致的方法,或者叫特殊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健康成长了,成才了,这才叫教育机会的平等。”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工读学校好比是车间里的残次品修理点,专门接受正常流水线上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因此,如果力保正规流水线上“产品”的质量,那么工读学校这个“择差录取”的部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平等的。
“教育者的任务是让所有的孩子享受到平等的教育。如果其他性质的学校做不到,我们工读学校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弥补这个缺憾。”朝阳工读学校的刘燕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双眸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