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为了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记者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本陆博士就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的哲学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为什么需要哲学指导

　　记者：全国各地各学校进行基础教育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您曾经提出要建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那么为什么要站在哲学高度思考各地各学校的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呢？

　　王本陆：观察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不难发现：每个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人，包括改革发起者、改革执行者、改革对象和改革关联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改革和怎样改革的看法，有的可能较系统和理性，有的可能比较零散和感性。不过，不管什么形态的观念，它对个体来说都是行动的指南，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和在改革中采取的行动，最终制约着改革事业的成败。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都属于基础教育改革观，而系统的基础教育改革观，可称为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是站在哲学高度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的深层次思考。它主要是基于对基础教育改革行动的观察反思，关注的是实实在在影响着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观念问题。

　　当前，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哲学，一方面是要注意改革观念的多元化存在状态，从而尽量准确把握人们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种种认识；另一方面，还应在多元化把握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影响改革全局的主流思想，正面探讨和倡导一种健康和先进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从而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记者：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有哪些应当注意纠正或防止的深层次问题？

　　王本陆：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改革、再改革”，这就是二十多年来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通过改革，人们告别了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个人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通过改革，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日益繁荣富强。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人们对改革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最初，人们往往本能地怀疑、漠视乃至敌视各种改革行动，改革常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后来，改革逐步扩大，成果初步显现出来，人们对改革就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再往后，随着国家改革决心加大，改革成效全面显现，人们对改革便有了敬仰和敬畏之情；时至今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具体说来，从深层次看，当前应当注意纠正或防止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即进步。认为只要有改革，就会有进步。把改革视为发展、进步的惟一途径，甚至把改革等同于发展和进步。

　　第二，改革有理。认为改革总是有理的、正确的，是不容怀疑和讨论的。似乎一举改革的旗号，真理就在手中。

　　第三，改革即合法。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总比老的好，越新越好。改革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改革就是合法性的标准，一切要为改革让路。其实，这是一种把改革理想化、绝对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社会背景下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的一种片面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改革越深入，改革的地位和权威性就日益提高。从而也导致了“改革即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一种以“改革的傲慢”姿态处理问题的行为方式的出现。

    思考的前提是什么

　　记者：知道了确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基础教育改革中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呢。或者更学术话一点的语言，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头脑涉及些什么问题？

　　王本陆：大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必须回答三个大问题：第一，改革是什么，什么是改革，这是改革的本体论问题；第二，为什么而改革，依据何种价值原则来处理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改革的价值论问题；第三，如何进行改革，采用何种策略推行改革，这是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就是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系统思索和探求，是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因此，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思考涉及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问题。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包括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个问题。

　　记者：选准了思考问题的方向，是深刻思考各地各学校基础教育改革这个课题成功的一半，那么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王本陆：我认为，分析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从过去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出现的不足两个方面入手。这里我先谈谈过去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应该说，我国社会改革、基础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探索，已经为确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我国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改革理论，比如，改革要有利于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先行试点、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和修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和科学民主作风，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等等。这些在长期探索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一般的改革理论，对于确立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智慧，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基础教育改革本身的各种成功经验，比如，从学校实际问题出发，立足于学生全面发展，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力行教育民主，发挥专业共同体精神，鼓励个性化探索，等等，更直接为基础教育改革中哲学智慧的生长提供了养料。此外，教育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来说，都为探讨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学术背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基础教育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足，请接着谈谈您对各地各学校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也许这是思考、完善各地各学校今后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王本陆：当前必须认真分析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不足，弄清这些不足背后是否存在着不足的改革哲学，从而把真正的改革和假冒伪劣的“改革”区分开来。据我们观察，近年来存在问题的改革哲学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形态有：形式化的改革、强权化的改革、反科学的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

　　有些作法确实是随大流的跟风行动，是对改革认识不足或重视不够的产物，即缺乏自觉的改革理论的指导；有些做法则是有意钻改革的空子，利用改革来谋求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是利己主义改革理论在起作用。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流行，也和一种思维有关联。以为只要举起改革的大旗，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有了通行证。

　　这样的一种改革哲学从正反两方面为有些地方假冒伪劣的“改革”创造了生存条件：一是借改革而登台，即借着改革探索之名，那些在正常情况下行不通的做法，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探索、新事物，从而冠冕堂皇地推行开来；二是借改革而免责，即以改革总有风险、总要交“学费”为借口，不用自己承担责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推得一干二净。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上面提到的形式化改革、强权化改革、反科学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的表现与危害？

　　王本陆：第一，形式化的改革。为改革而改革，即一种无问题、无目的、随大流的改革。常见的形式是：看到别的地方或学校在某方面推行了一项改革，他就马上在另外方面搞个新名堂；看到别人推出了新项目，他就马上跟着改；新官上任三把火，下车伊始先来一通改革；求改革之名，无改革之实，新瓶装旧酒；等等。这些所谓的改革，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出于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改革，所以他也改革。这类改革的特点是把改革形式化，求其名而不求实。

　　第二，强权化的改革。不认真考虑各方利益的综合权衡，不顾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从维护自己的强势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制定改革措施和推行改革。改革在一些人手里成了随意挥舞的大棒，损害了师生的权益。这样，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就出现了越改革，管理者权力越大，普通师生越弱势的怪现象。更有甚者，个别所谓的改革者竟把法律和道德置于脑后，不讲民主和民意，肆意专横，把改革变成了个人权势的表演。强权化的改革，是一种“傲慢的改革”，是违背民主法制精神的假改革。

　　第三，反科学的改革。一般来说，改革是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打着改革之名而随意践踏科学的怪现象。近年来，在一些人看来，教育没有多少客观规律，改革更没有规律可循。于是，借着创新的改革旗号，一方面，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大行其道，各种不加论证的方案招摇过市，各种臆断空想充塞学术殿堂，创造着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一些改革实践中，真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却被抛在脑后，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在日益萎缩，科学的力量逐步被赶出了改革的地盘。其结果是，使一些基础教育工作者产生思想混乱，丧失基本的专业共识，常常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这些现象，我们称之为反科学的改革。

　　第四，市场化的一些所谓“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些地方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对教师的管理，更多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在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关系正在演变成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一些学校把经济利益最大化视为改革的目标，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把实验班办成高价班；一些地方热衷于推行教育市场化，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名义，把公立学校改革成私立学校；等等。这些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无视教育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属性和公益属性，严重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在给少数人带来利润的同时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有些什么具体内容

　　记者：如前所述，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是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反思，它探讨和回答基础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基础教育改革哲学的主体内容。问题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怎样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呢？首先，请您谈谈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的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若干基本关系，如问题与改革、教育与改革、理想与现实、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等，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的问题，可以通过对这些不同关系的分析而获得答案。

　　——基础教育改革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改革总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没有问题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改革是一种充满变数的复杂探究过程，是有风险的活动。因此，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问题意识非常重要。

　　——基础教育改革是一种教育探索。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是基础教育系统或其中的某些要素，比如制度、目的、方法、内容和环境等，一切改变最终都会影响受教育者的成长。改革受到社会历史条件、教育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制约。改革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期的和难以评估的。因此，基础教育改革只能是一种探索，而不是主观臆测的真理。

　　——基础教育改革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改革是对现实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改革的动力，现实是改革的根基。不顾现实状况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没有理想的改革则会迷失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稳定和发展的形式。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途径。变革是为了探讨“不变之道”，即探寻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优化模式，为基础教育寻求稳定和发展的机制。稳定和发展的要求制约着改革方向。

　　记者：“是什么”的问题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接下来需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下面请您再谈谈“基础教育改革为什么”这个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必然和目的、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改革以什么为宗旨？改革体现何种价值主张？如何处理教育上的两难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应该注意的是，价值论从来就是多元的，面临着多种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取舍。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必须坚持如下观点：

　　——追求和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一般来说，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宗旨，基础教育主要是为个人发展打基础，因而，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应把有利于为学生发展打好全面基础作为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促进所有儿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所有儿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即面向全体、身心和谐发展和富有个性的发展。不讲儿童发展或基本素质，都不能体现基础教育的价值特性。

　　——促进教育公正。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效率优先仍是社会改革的一般原则。在基础教育领域，则应特别突出教育公正原则，努力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这是国际上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进步的现实要求。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制度上，应优先强调教育公正思想，建设正义的制度。

　　——弘扬教育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始终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事业，改革应增进教育的人文性。基础教育改革应把人的成长放在第一位，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珍视个性和创造力，赞美高尚人格和美好事物，不懈地提升人性和发掘人的力量。改革不能使教育非人化，而应使教育更加人性化。

　　——强化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基础教育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事业，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每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基础教育改革必须着眼于整体的社会效益，坚持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增进福祉的指导思想。在举国上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环境中，教育市场化思潮也大行其道，利益计算的市场法则正在侵蚀着基础教育的公益法则。对此，基础教育必须坚持自己的根本立场，即信守服务于个人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本价值观，高举公益事业的大旗。这是一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记者：在解决了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之后，需要将正确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智慧落到实处，就是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最后，请您谈谈“基础教育改革怎么办”的问题？

　　王本陆：基础教育改革的策略选择，除了受价值立场影响外，还和方法论思想有关。应总结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思想。对此，有必要重点提倡四个基本命题：

　　——实事求是。这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最基本方法论要求，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应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探究事物本性，遵循客观规律，从而提高认识和行动的合理性。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体现《论语》所要求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臆断、主观武断、固执一端和自以为是。简言之，就是要多些科学理性，少些自我中心。

　　——古今中外法。这是处理好基础教育改革中继承、借鉴和创新之间基本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古今中外法要求“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应“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尤其要注意抵制那种彻底否定本国传统和现行教育模式，简单地把国外理论不加分析搬过来用的作法。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这没有古今中外法是不行的。

　　——多样综合。现代教育的发展，日益表现出多样综合的趋势。基础教育改革没有惟一的万能模式，更不会创造出万能的基础教育模式和理论，因而，必须坚持多样综合的方法论思想。一方面，鼓励学术自由，百花齐放，整体丰富基础教育的具体模式；另一方面，注意多方吸收，在把握共性规律和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寻求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民主社会里，任何一种理性完备的学说都不能成为社会统一的基础，这就需要寻找各种学说都认同的共同观念，使各种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各种观点的论争、各方利益的权衡，也需要有一种寻求重叠共识的思想方法，即强调民主对话和求同存异，从而使改革能更多集中民意和得到大众支持。

　　综上所述，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达到理性自觉，这就要求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智慧，即深入反思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只有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才会有真正严肃的基础教育改革。为此，我们尚需艰苦努力！

    专家档案

　　王本陆：男，1967年生，湖南隆回人，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5年至1995年十年之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95年7月起，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广东省教科所)工作，主要从事研究生培养、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伦理学。主持的课题主要有：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现代教育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教育伦理哲学：关于教育伦理基础的系统考察》。

　　参与过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长期与中小学第一线保持密切联系，指导过多所学校的教育科研活动。

　　发表过专业学术论文60余篇，个人专著有《教育崇善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主编教材有《现代教学论学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与黄甫全教授合作)和《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主要学术观点：在教育伦理学方面，主要致力于教育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教育善恶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规范、机制等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强调对教育系统的伦理问题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教育崇善”的教育伦理哲学命题。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主要致力于现代教学基本原理的探讨，对教学认识论、师生关系、教学改革等问题的研究颇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