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现代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传统价值观念中的诸多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力量的冲击和挑战。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曾经激烈讨论过的在经济转型期传统道德面临滑坡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经济改革的深化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各行各业进行更多的话题是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关注点更多地与自身相关。然而，对于今天仍然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我们，却不能、也无法放弃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求知的双眼，更是鲜活的生命；我们所承载的，是祖国的未来。

     教育所面临的如许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别国家、个别学校的特殊性问题，而是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方遭遇到的共同课题，各国学者都已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关注，纷纷加入到讨论的队伍中。 “教育”的概念已突破了学校的限制而成为个人终身发展需要持续进行的活动。经济发展的浪潮冲击了几近全部的信仰，传统的价值已无法承担个体生命的重量，个体精神的诉求本能的要求寻找栖息的家园。三尺讲台作为传播真理的圣坛，更为重要的是为大众群体建立起新的价值规范；而大学从其产生之初就与个体的终极信仰紧密相连，其所具有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其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因此，从内在精神上讲，大学精神理应是超越了专业技术的。作为承载与体现着这一精神的大学教师，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讨论教育观念的转变，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认识到大学精神的这一特质，特别是师范教育，因为其所具有的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的特殊性而更加重要——师范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也将走上讲台，继续人类精神文明传承的进程，而他们所具备的素质又将深远广泛的影响更多的后来者，因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要求与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讨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层面上，而应该首先明确教育的最终目标，即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大学教育作为个体完整的阶段性教育的最后阶段，其任务不应只是专业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塑造学生的谋生能力固然重要，但接受我们教育的对象并不是冷漠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独立情感的主体，因此，为社会输送出的合格毕业生不应该单单是社会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零件或环节，而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人”教育才应该是教育的核心所在，这一理念应该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的，而不应该仅仅是在大学阶段。

    这里的成“人”教育不同于我们现行教育阶段划分下的成人继续教育的含义。成人教育是因为以成人为教育对象而被称为“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指的是将人塑造成人的教育，是成就“人”的活动，其目标是培养出完整、健全的个体性的、社会性的人。事实上，这一教育理想早已在港台地区以“通识教育”“全人教育”的名称得以试验与推行，而大陆在意识到传统的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与不足后也曾提出过“素质教育”的思想，无奈的是我们考核“素质”的方式、手段仍然是传统的考试，素质教育无奈的同样陷入了应试教育的圈套，某种程度上成为学生新的负担，而背离了教育改革之初的愿望。从提法上来谈，通识教育似乎更重视知识的全面与融通，因此成“人”教育的提法与全人教育显出更多的相似点，但是两者虽然都致力于建构全面发展的“人”，台湾的“全人教育”理念出于其宗教的北京，首先强调了上帝的维度，这与我们的成“人”教育是大大不同的，我们强调“终极价值”、“信仰”，绝非将希望寄托于最终的宗教，而始终坚持着无神论的立场，毋宁说，我们更倾向于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更愿意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召新生代的生命追求。

     作为人文学科的教育要求我们将教育的接受者学生看作是有自我意识、情感思维能力的主体，成“人”教育作为教育新观念必然要求贯彻这一理念，对学生满怀热情与喜爱，对于这一点的坚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需要落实到工作的每一具体环节中。课堂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最为集中的交流时间，教学过程及课堂之外教师都应体现出“言传身教”的示范性特点，以自身的人格力量对学生产生感召作用，而不仅将课堂作为说教的场所与灌输知识的专场，这种亲身示范的特点正是使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现代化媒介广泛发展以及被应用的今天，面对网络教育的冲击而能够保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的保证。教师的示范作用是为了给学生树立起“人”的榜样，素质教育中“素质”的含义也应该首先建立在作为“人”的素质上，而不是简单的会弹钢琴、会跳舞、会绘画，缺乏立“人”的根本，这些仍然只能算作是“技能”。当成“人”教育的理念贯穿了教育的始终，特别是在个体发展的最初阶段得到了很好的培养与熏陶，在个体进入大学前，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的，这也将为大学期间更好的进行日后专业技能的训练奠定基础，从而使大学及日后的社会群体能够为个体提供更自由、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培养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鲜明个性魅力特征，同时还具有创新意识、更具有责任感以及有超强能力的下一代。(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康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