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980年，当赫江杰被农场学校招收为教师时，她可能已经是农场的职工了。职工分为两种：干部和工人。国家正式教师都是干部待遇，如果原来是工人，来当教师，身份是工人，干的是干部的工作，就叫“以工代干”。如果能“转干”，身份就变了，不再是工人而是干部了。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属于国家劳动人事部统一编制，由国家财政统一拨给工资，享受劳动保险，退休保障。

　　但民办教师的身份就不同了。民办学校由村社所办，由村社农民出资。而这些从农村或城镇招聘来的教师，叫民办教师，他们还保持着原有的身份，多半是农民，也有的是城镇无业人员。

　　民办教师的工资，理论上是出自集资办学的村民凑的份子（正式用语大概是“收取教育费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监督办学时，接管了所有的民办学校，国家为了保障民办教师的收入，由国家财政拨给民办教师补助费，约占民办教师工资的50%。所以，民办教师的编制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民办教师不仅在民办学校任教，也在公办学校任教。他们与公办教师在同一个学校里担任同样的教学任务，但仅因为身份的不同，待遇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完全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无人质疑制度本身，而且每个人还都要竭尽全力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这是一段艰辛的路程。

　　在实行教师资格认定以前，公办教师逻辑上被认为是合格教师，而民办教师被认为是不合格教师。但事实上，许多公办教师的学历并不够。国家开办了进修学校和教育学院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同时中等师范学校也承担了相应的职责。

　　1980年的《教育部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中说：“中等师范学校也可以招收民办（或代课）教师。”1982年8月的《小学教师进修中等师范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中说：“凡符合条件的小学公、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中等师范入学考试。这两个文件的宗旨，是提高教师文化知识水平，使之能胜任教学工作，主要是为提高能力而不是为改变身份。但中师毕业生是由国家包分配的，民办教师读完中师后，自然就改变了身份，成为公办教师了。

　　既然公办教师都可以上师范，所谓的“不许二次招工”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因为上中师是为了让教师达标，而不是招工。但恰恰是身份不清，使得各种借口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了。

　　不让上师范时，认定赫江杰们是“农工”，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不许二次招工”；学校争取民师转正名额时，赫江杰们被算入民师总数里面，他们的身份是民办教师；但转正名额永远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事实上还是被看做“农工”。

　　学校从农场转属教委后，加上取消民办教师，这时，赫江杰们既不是“农工”也不是“民办”，他们同时失去了这两种身份。仅因为学校暂时缺教师，他们才得以暂留学校，做代课教师。22年的辛勤工作，赫江杰没有赢得想要的身份，却面临失去所有身份的困境。

　　身份与能力其实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但职业要求能力。赫江杰有能力，她有许多考试证书，这是国家证明；她有许多优秀的学生，这是事实证明。但她没有身份，这真是一种尴尬的境地。在以身份规定权利的制度下，个人缺少应有的自由。“二十多年我没获得任何一次机会发展我自己。”这话里透出的凄凉和无助，让人久久难以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