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这里，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分”

　　继11月3日起本报连续推出西部代课教师、教育经费投入等报道，关注义务教育的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之后，今天，本报再次在头版推出一组关注城市内部的义务教育公平的报道。

　　本期聚焦安徽省铜陵市治理“择校费”的实践。这个城市，在全国“择校风”盛行的大环境下，逆势而动，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其卓尔不群的经验就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向弱势学校倾斜，而不是向“重点” 学校倾斜；资源倾斜不仅限于经费倾斜，更在于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将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初中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我们期待，铜陵经验能在整个中国的城市推而广之，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陈至立批示总结铜陵经验

　　今年9月开学报到之后，安徽省铜陵市十五中教务处主任柯晓霞照例从800多份户口簿中挑出“可疑对象”，分派给几位年轻的教师，让他们挨家挨户去查。

　　铜陵这样的做法已经有10年之久。语文老师徐亚平曾“查过户口”，他大热天踩着单车，查了20个“可疑对象” ，结果发现都在“片”内——按照这个城市“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他们都是“合法”的学生。

　　今年10月，“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在这个并不知名的小城市召开。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王民养在会上指出，铜陵在推行有效遏制“择校风”方面创造了奇迹，这证明“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

　　去年12月，教育部的一个调研组到铜陵检查评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专家们上街随机询问铜陵市民，路人的回答是，“这里的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

　　早在6月份，国务委员陈至立曾就“铜陵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作出批示，对“铜陵奇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认真调研总结经验。

　　在全国各地择校风愈演愈烈之际，铜陵这个仅有70万人的城市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有专家评价，“这里，也许是中国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认为，铜陵会议是近年来由教育部召开的第一个在探讨实现教育均衡具体措施方面的会议。 “其实教育不均衡现象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各地对此心知肚明。”他说，“铜陵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当地政府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所表现出的努力和勇气。”

　　铜陵会议期间，雷万鹏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城市的两所“薄弱学校”，竟然各有一所“逸夫楼”——在别的城市，这样的楼往往只建在最好的学校。

　　“空中飞人”与“厕所户口”

　　然而在十多年前，铜陵的择校风之盛并不逊于其他城市。

　　铜陵的“择校”现象，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在这个有中国“铜都”之称的城市，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矿区企业所办学校，其人财物由企业投入，另一类是市属学校，多由市教育局直管。两类学校各占一半左右。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矿学校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而越来越差，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许多矿区家长将孩子往市区学校送，这使得市区学校压力骤然加大，本已存在的择校风，也因此愈演愈烈。

　　那是一段让很多铜陵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教师，都可以讲出一连串的择校故事。

　　这些故事，又大都与“户口”有关。

　　1987年，铜陵市按照义务教育法精神，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同时也取消了初中升学考试，在小学和初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结果，抽去了升学考试这块挡板之后，向来重视教育的铜陵人，都开始挖空心思地往被取消了“重点”称号的重点学校挤。“重点是取消了，但学校的差别明摆着。”一位铜陵家长解释说。这位精明人很快找到市实验小学片内的亲戚，然后通过派出所的“关系”把小孩户口“挂”进去，这样，小孩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这所当时被认为铜陵最好的小学。

　　一些离奇的现象开始出现。比如，除了上面所提的“挂户”，还有换户——在学生上学之前，两家户口临时调换；空户——只找个房子，登记个户口，其实却没人；假户，连人带房子都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户口战，被当地教育界戏称为“空中飞人”。

　　一位老师曾按某学生户口簿上的登记地址去家访，结果发现那里竟然是一个厕所。铜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所住的楼房只有6个门洞，结果他发现一名学生的户口簿上，登记的跟他是同一座楼，但却冒出来个“7单元”。

　　而铜陵市当时的一项政策，则把这种现象渐渐推向了极致。1991年前后，为了筹措城市发展资金，铜陵市政府将 7000多个户口指标以每个5000元的价格卖给外地人，结果，有5700多个买户口的全是学生家长。掏钱的家长们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上城里的学校。

　　据了解，当时市一中初中部每年片内学生数不过600人左右，然而有的年份学生报到的一度达上千人，几乎超了一倍，显然，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买的户口或者“空中飞人”。班级根本装不下，无奈之余，学校只能拒收部分学生，结果又引发了矛盾，没能进入市一中的家长纷纷赴市委、市政府上访，质问为何别人可以，而他们的孩子进不了市一中。

　　1992年，铜陵市由纪委、教委、公安局、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就市一中初中招生问题出台文件，明确禁止“挂户” 等行为。由四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治理择校，这在全国很可能绝无仅有。

　　对此，铜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印象深刻，“当时的择校问题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从那时起，老师“查户口”便开始出现，并形成惯例沿续至今。

　　现在的铜陵，尽管十五中(原一中初中部)仍被多数人认为是最好的初中，但与其他各校相比，已经没了明显差距— —这被认为是铜陵市区义务教育阶段不择校的根本。而铜陵市市长张庆军的小孩就读的就是二中，而不是被认为可能更好些的十中、十二中或十五中。

　　“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

　　1992年铜陵四部门联合出台文件之后，择校之风并未应声而止。一些或者精明、或者有“关系”的家长，仍然能挤进当时的市一中(现十五中)。政府尽管措施不断，比如，为了规避过多的“投亲靠友”现象，规定只有小孩与父母同住才算在“片”内，此外还规定户口在升学前某时间段内变迁无效等等，但是，来势汹汹的择校风仍难以遏制。

　　“事实证明，对于择校只靠堵是堵不住的，也是不应该的。”汪其惠说。

　　于是，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缩小各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就成为解决择校问题的必然要求。这被汪其惠认为是“ 治本之策”。

　　从1996年起，铜陵市教委陆续从市区中学及教委机关调骨干到周边薄弱学校任职，比如将教委办公室原主任黄寿嵚派至西南郊区的九中，将教委教研员朱闩根派至刚刚整合而成的望江亭小学，现任教育局副局长徐少明当时被派至因严重污染丧失生源的七中当校长。近年来，铜陵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

　　在这个过程当中，铜陵五中堪称范例。

　　孙致庆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6年8月21日这一天。当天，教委原党委副书记、现教育局长金燕送他与正校长孙锡山赴铜陵五中上任。一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副校长刘源泉。

　　这是铜陵市教委为五中精心搭建的班子。3人均为原单位业务骨干。事实上，3人开始都不愿赴任，并都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拒绝。但最后，因为是党员，他们仍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

　　孙致庆回忆，当时五中的情形是：野草从生，牛羊遍地，教室里到处是烟头、纸牌。

　　更严重的是，市区坚持的“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在此根本行不通。生源年年大量流失，学样附近一家工矿企业是五中的主要生源片区，结果这里凡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把小孩迁至市区上学。孙致庆刚上任时，全校学生仅有567人，其中高中3个年级共计64人，可谓享受“研究生待遇”。与此同时，全校有20名教师申请调动。

　　刘源泉将以上概括为“学生思转，家长思迁，教师思调”。

　　目睹此种境状，3人痛下决心改变，并为此立下君子协定：每天6时之前准时到达五中。为此，他们必须赶早晨5点半的4路首班车。通常，这班车上仅有5个人，3个校长，外加两个早起到郊区的猪肉贩子。长此同行，校长们与猪肉贩子成了朋友，此后买肉可便宜几毛钱。

　　为了招得生源，三校长在片内家家拜访，此外还一度跨江赴外地招生。经过努力，生源稳住了，稍稍带点幸运的是，次年学校竟然出了11个本科生。以前招录一名飞行员本科生都要敲锣打鼓的五中，由此声名大振。

　　谈及“扶持弱校”，孙致庆认为，根本在于政府要有公心，对弱校真正倾斜。至于如何倾斜，“钱在其次，人才是第一要素——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

　　不过，铜陵市政府同样在财物方面向各薄弱学校倾斜。孙锡山上任后不久，五中便从教委分得26台486电脑，而当时一中用的不过是286。

　　“中考移民”与“择班择师”

　　在铜陵，能进市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大学。家长们让孩子上好初中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能考取一中。但1998 年起，铜陵一中被要求“定向”招生，这一措施被前来铜陵参加“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的多位专家认为是铜陵市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弱校的一种制度化努力。

　　这一年，铜陵中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市教委所属的各所初中，皆按“人头”——而不是学习成绩——分得占总额 30%的市一中高中名额。此举让那些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初中大为高兴，却让一中校长方兴“耿耿于怀”，因为此举意味着他不能全部招到最想招的学生。今年由于生源原因，铜陵一中破例出现了“公费生”未能考上本科的现象，方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定向”招生的原因。

　　今年从铜陵十五中毕业的刘明(化名)就是一个例子。他甚至后悔上了这所被家人认为是全市最好的初中，以他的中考分数，如果在一所较差中学的话，本来是可以上一中的，可是因为在十五中的缘故，他落榜了。

　　今年，各校“定向”比例扩大到60%，这使得各校内部考取一中的分数线，最多能差到40分，并导致出现许多刘明这样的“冤枉”个案。

　　于是，“中考移民”悄然兴起。

　　为了增加考取一中的概率，精明的家长们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让孩子进入一所相对较差的学校，然后保留学籍，再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初中“借读”。这样中考的时候，仍可以用原来学校的名额。或者相反，在一所相对较好的初中就读，快到中考时，通过关系转移学籍，去占弱势中学的“便宜”。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跟以前的中小学择校正好相反，然而实质却完全相同：都是为了让孩子能考上一中。

　　“中考移民”也很快引起铜陵市的注意。今年9月，市教育局出台文件，加强了初中学生学籍的管理，要求“人在籍在”，明文规定在毕业学校就读满两年的学生方可享受切块指标，且初二、初三的学生原则上一律不得转学。

　　另一种区别于传统“择校”的现象是，在铜陵市小学、初中择校现象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择班”、“择师”现象愈发突出。对教育越来越内行的市民们渐渐相信，给孩子找一所好学校还不如找一个好老师。在不少中学，由于“择班”驱动，一个口碑好的老师所带的班多达七八十人非常正常。而在某小学，一位“名师”所带的班中竟然有80%是凭“关系”进去的。对于这种现象，铜陵二中副校长孙致庆深感无奈。“惟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其他老师的教学素质。”

　　对于铜陵治理择校的成果，尽管已经受到教育部的肯定，但当地政府仍尽量保持低调。本报记者试图就此采访铜陵市有关领导，均被婉拒。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少明坦言：“我们只是在市区范围内基本实现无择校现象，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

　　此言不虚。记者调查得知，远在矿区的一些家长，有的仍然到市区“择校”，为此，他们宁愿在城区租房，忍受每天上班奔波之苦。而另有少数家长，则几家包租一辆面包车，每天接送各家小孩到市区上学……

　　“为了一切孩子”

　　分管普教长达12年的教委前副主任汪其惠，是铜陵推行义务教育均衡的见证人和推动者。不过，在他看来，无论是 “划片招生、就近入学”，还是定向切块，都不是铜陵的发明。“我们只不过是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关文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在教育界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而汪其惠最看重的是第一句。

　　1991年铜陵市“卖户口”之后，市区中小学远远无法满足上学需要。许多本来期望通过买户口在铜陵上学的外地人叫苦不迭，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被挡在学校门外的户主。汪其惠对此深感不满，“既然卖给人家户口，为什么不让人家上学？ ”结果，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外来户解决了上学问题。一个外地人找到汪其惠，没花一分钱上了学，他大感惊讶：就这么简单？汪其惠说，你小孩有铜陵户口，当然得有学上。

　　孙锡山上任五中之后，由于高中生源严重不足，向市教委请示向外地招生。因为当时尚无先例，有人对此表示了疑虑。汪其惠双手赞成：“不少市领导的孩子不就是外地生源？他们能上，为什么别人不能上？”当时，铜陵市领导有几位原为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通常是上海户口，但在铜陵读书。

　　除了被称为“公道”，汪其惠还被认为“头难剃”。某年中考，未经教委同意，一中校长受到某位市领导的压力，私下招收十几名择校生。此事不知被谁捅出，市民议论纷纷，有人向市委、市政府上访。主管普教的教委副主任汪其惠得知后大怒，坚持让一中校长公开检查，有领导为其说情，汪其惠称：“他不写，我就辞职。”最后，一中校长迫于压力“违心”检查。时隔多年以后，汪其惠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招生秩序全给打乱了，(如果不这样)以后教委就没法工作了”。

　　对此汪其惠有深刻教训。在一中校长写检查事件之前，有一年为了缓解教委和一中的压力，教委决定在中考基本完成录取工作后，再放出40个一中自费生名额。录取之前一天，各“关系户”接到电话，被告知次日到银行排队交钱办手续。然而，此事仍然迅速在这个小城传开。结果第二天，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市民争相交钱进一中。有人担心赶不上名额，干脆连包带钱往银行柜台上扔。此事之后，铜陵市民长了“经验”，次年中考，许多只能考取普通高中的学生坚持不转档案，等着一中再放名额。招生秩序为此大乱。“招生是个万众瞩目的大事，口子一旦放开，就很难合上了。”汪其惠说。

　　因为择校生名额问题，汪其惠“得罪了不知多少人”。“我干教委主任凭的是天地良心。”汪其惠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