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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在博客文章中编了句顺口溜:“新版《红楼》三大俗,片头、旁白、卡通步。”虽然都只是针对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弊端,却基本上可以揭示出这部耗资过亿元的豪华版电视剧,何以会让绝大多数观众的耐心受到重创之根源所在。而这些外在的弊端,又直接牵涉到应当如何以这种现代的艺术形式,去较为合理地把握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精神意蕴问题。电视剧开播后的客观效果,充分印证了这些形式上的弊病,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这部名著精神意蕴的合理传达。当然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
但有一个问题却一下子凸显在公众面前:李少红分明是一富有才华的少壮派导演,此前的一大批好评如潮的影视作品无不证明了她的才华;为什么一旦执导了这部新版《红楼梦》,就一下子变成了观众群起而攻之的“弱智导演”了呢?
《新京报》9月8日所载潘采夫的一篇文章,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该文的题目叫《红学家在新“红楼”演的什么角色?》,文中提道:“看电视剧末尾的字幕,新《红楼梦》的顾问有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冯其庸、杨伟光、李准这样熟悉的,也有从没听说过的。据说那三位是挂名的,真正负责的是另外三位。他们就是红学家顾问们吧,他们都‘顾’些什么呢?”带着这一疑问,作者访问了一些深度介入新版《红楼梦》的人士,了解到一些对新版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
“比如,这个剧是被归入一个什么重点项目的,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中国红学会拥有了对这个剧目的决定权,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李少红说过,之前是有一个剧本的,但红学家说不忠实于原著,给否决了。这说明他们是有剧本否决权的。剧本要让红学家审核,他们不通过就不给盖章,不盖章就没法开拍。
红学家对这部剧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大。为何那么多快进?是因为很多镜头红学家不让省略,但篇幅有限只好快进。画外音是剧拍成之后,红学家让补加的,因为要忠于原著。”
9月6日《北京青年报》所载对李少红的采访,也间接证明了潘采夫文章所披露的这些内幕。李少红甚至在采访中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段,我到开拍前一刻都是在做斗争的……这种争斗,如果若干年后你们感兴趣,再讲给你们听。”
跟谁斗,李少红明确表示是跟“红学家顾问”。除了快镜头和画外音,她还举了个例子:“原来拍过贾珍在门口多偷听一回谈话,红学家都说小说没有,不行。”
可见,被观众最为反感的,也是笔者文章所归纳的“三大俗”问题,竟有两项(即快进和旁白),都是导演被逼无奈才频繁使用的,最后只剩了一项(即片头),才该由李少红和叶锦添来担责。
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全国的观众:我们对新版《红楼》不满意,完全可以就事论事地提意见,千万不要不问青红皂白地把什么都往李少红头上扣,更不能用污言秽语去谩骂一位女导演——当然对谁都不要谩骂才好。
另外,我还想为那三位负责执行的“红学家顾问”叫一点屈。其实他们哪有这么大的权力,还不都得事事请示为首的“权威”?不过“权威”的思想和作派,显然还停留在某个已逝的年代里,总以为由握有实权的“大人物”来表个态,指定这个以他们的霸权所挤压出来的“怪胎”已经达到了“高峰”,好像就真的可以成为高峰了,老百姓就必然会“万众一心”地振臂齐呼:“成功、成功、成功!高峰、高峰、高峰!……”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只能成为笑柄。
然而,它留给人们思索的一个严肃问题则是:究竟是谁赋予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学究那么大的权力,让他们的手可以伸得如此之长?除了中国红学会,别的学术界有过这样的先例吗?邓遂夫(红学家中国红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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