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采访胡建强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陶行知先生。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写道，“活的乡村教育应该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它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

　　由是观之，胡建强的身上是具备这些因子的。“百姓幼儿园”筹备初期，一砖一瓦的重体力活儿，胡建强身体力行地干。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百姓幼儿园”是这个年轻人想告诉这个世界他的理想。

　　办学之初，周围的乡亲们曾经担心过胡建强会不会因为条件太苦，坚持不了，一走了之。所以，有农村家长把孩子带到幼儿园，又领走了。但当大家看到小伙子倔强地坚持了一学期，疑虑、不信任的坚冰也逐渐被打破，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逐渐有了规模。

　　谁来改造农村？谁来建设新农村？谁来舒缓农村日益荒漠化的文化衰落？从理论上讲，像胡建强这样的大学生，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具有改造乡村的愿望和行动力，又熟悉农村，无疑是合适的人选。

　　但重新回到乡村，胡建强们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缺少同伴儿的。每一个回乡的农村大学生都要遭遇这些重大阻力：世俗的目光、家人的反对、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清贫、自我价值的怀疑。

　　马斯洛将“生存”与“安全”列为最基础的需求层次，其后才是“友爱”、“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层次。大抵绝大多数想回农村的大学生都是奔着“社会尊重”、“自我实现”去的。胡建强当属此类。但是，他们同时要面临着“生存”需求的挑战。毋庸置疑，幸福是以足够高的收入水平为保障的。

　　当然，马斯洛还指出，更偏向于精神层次的需求可以压抑本能层次的需求。理想主义者应该属于此列。

　　那么，不难理解，农村大学生回乡的最大阻力就应该来自这些方面。

　　一者，为了供他们上学，已经拖累、甚至拖垮了家庭，不少家庭已经举债数万，很难从经济上继续支持他们的创业。回农村干什么？怎样才能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二者，如果回农村，没有“自我实现”的期许和途径，这样的回去也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大学生学到的知识在农村都有施展的空间和舞台。即使是学农、学医的毕业生，要找到能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依然是不容易的。越到基层，机会相对越少，农村更是。稀缺的机会并不公平地属于每一个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三者，就像胡建强这样的回乡创业者，博得“社会尊重”需要过程。在现实的乡村社会，人们以财富作为成功的象征，甚至是唯一标志。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乡村，各种世俗的流言都足以让那些想回到农村发展的大学生畏葸不前。

　　四者，对城市生活的留恋。毕竟几年的大学生活，已经熟悉了城市文明。留在城市，便意味着丰富的物质、源源不断的机遇、自我的不断提高。而在信息闭塞的乡村，自己也会不会一步步走向闭塞？从而失去再出发的勇气和能力。

　　胡建强认为，随着自己创办的幼儿园进一步的壮大，所有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从胡建强的经历可以看出，在理想和现实的天平两端，往往是沉甸甸的，有家人教育投资后急需要的回报期待，有家族希望光宗耀祖的期许，有解决生存问题的生活实际。再回到农村，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那么，在个体寻找生存路径突围的时候，制度设计能否关注到这一类想回农村创业大学生的需求和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进而使他们能留在乡村，担当起改造乡村的历史重任。

　　3年前，我曾经做过一篇《贫困大学毕业生，困惑中坚守城市》的报道，同样陷入了这样的情感纠结——坚守城市，还是回归农村？3年前，我的认识是：对于坚守城市，还是回归农村，并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具体情况出发作出抉择。

　　现在，扪心自问，我依然坚持这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