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各色各类的外来文化将随着经济的大潮以更加迅猛的态势蜂拥而至。对此，年轻一代的莘莘学子该如何应对？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和青年教育的张岂之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提出了鲜明的观点：
“我们首先要继续研究西方的文明，同时，作为中国的大学生，要有一个立足点，即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修养。惟其如此，才能有辨识世界文化的能力，才能有更高度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情感。”
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程度之烈为亘古所未见，但那多是在被动的状态下产生的。如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大了融入国际潮流的步伐，这是积极主动的进取。中外文化在一种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时代更深入地“亲密接触”，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不可避免。张岂之说，入世后有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西方的书籍、报刊、影视等文化产品会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随之而来也产生各种正面或者负面的问题。“对于好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大胆吸收；对于不好的、坏的内容，我们要坚决抛弃。”张岂之认为，大量外来文化的出现，更需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教育。
张岂之边说着，边拿出了一张近日的《参考消息》，指着上面一篇题为《中国一些大学生素质有待提高》的文章说，这写得很好，是善意的批评。文章中说，文化在塑造个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同时需要团队合作精神，待人接物要文明礼貌。
作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张岂之指出，适合于WTO的人才，需要有优良的综合素质，这不仅表现在技术、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还必须要有世界历史文化的知识，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尤其重要。教育部门自1996年起，开始大力抓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总体上还是不够，有相当部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张岂之说，中国入世，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如何变不利为有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靠青年一代的努力。在此形势下，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同时认为，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对于发展民族文化来说也是一次机会，爱国主义的培养必须和历史文化教育联系起来，这样才不会空泛，从而收到实效。
入世后外来文化更强势的冲击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把中外文化优秀的东西融合起来。要爱护祖国的语言文字，学习传统历史文化，以中西融会为指归进行学术研究。
张岂之认为，在中西优秀文化的融合中，首先要大力保护我们的母语，要爱护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世界各国对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是非常爱护的，有的还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法。时下在我国，学外语渐成风潮，从小学就要开设英语课。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能否准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却存在不少问题。社会上有种倾向，以能讲几句外文为荣，其实更应该以能准确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为更光荣，这同样要从娃娃开始抓起。我们融入国际社会，自然要尊重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亦应更尊重本国文化，爱护民族语言文字。其次，不仅领导干部，大学生乃至普通大众也要读点历史，学习传统文化，这是百年大计。没有自己传统历史文化的武装，是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因为越是国际化，越要民族化。此外在学术层面，要强调中西融会。张岂之断言，将来的人文学术的高峰，也必然在中西融会中产生。科技愈是进步，社会对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识的需求也将更加强烈。他解释说，科技也有科技伦理，环境也有环境伦理，自然与人类是密不可分的，要尊重自然，唤起人文精神。
当前经济、法律等应用文科备受青睐，而文史哲等基础文科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张岂之认为，文史哲等基础文科的作用体现在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上，主要在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它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因此人们往往忽视它的功能。现在除了呼吁加强对基础文科的重视外，还应该让人们转换观念，不能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基础文科。当然，这些学科不需要太多的人来专门研究，但在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项。有了这样的基础，学生的读写能力、思维能力都会有较大提高，再做其他工作也会做得比较好。张岂之说他对将来文科基础学科的发展充满乐观的前瞻。
张岂之同时提到，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但要讲实效，和学生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相联系，和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教育相结合。“只有从具体而为的小事入手，才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除关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外，还要更多关注中小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深入研究青少年学生的特点，适合他们的年龄、兴趣特征和成长实际，采用生动活泼的方法，充分发掘、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传授。要尽量避免呆板的、说教式的方式，避免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多让小孩子读点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背诵些经典的名言、古诗词。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幸福，需要教师、家长的有效引导。(本报记者 范绪锋)
人物简介：张岂之，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3年开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自著并主编有《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近代伦理思想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儒学思想史》等著作。现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撰有多篇关于高校人文教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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