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大型设备制造企业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先进的加工设备,在单位职工中却找不到合格的操作人员。厂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选派一名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出国接受培训,作为这台设备的操作人员;该毕业生到了操作岗位后保持其“干部身份”;该大专毕业生培训学习归来,三年内带出一名徒弟后,可以回到原来的技术员的岗位。
如今回头看这个“老故事”,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些可笑,如今的企业和毕业生,早已淡化了“干部身份”这个概念。造成这种时世变迁的原因,除了用人机制、就业观念的变化外,还有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化的社会大背景。
促成“大众化”的因素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中,就业岗位的层次的分布是呈三角形的,从顶端向下,各岗位层面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逐渐下降,数量逐渐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遵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的,“供需矛盾”决定着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分布和就业层次、薪酬水平等状况。当高等教育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时,高等学校毕业生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是毕业生的“卖方市场”。此时,社会提供的“精英”岗位充足,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主要在社会较高层次的“精英”岗位上就业。这种精英式的就业,在计划分配的毕业生就业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按照“国家干部”的身份,将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专门的或专业的岗位上。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学毕业生被人羡慕、尊重,甚至是被推崇的“社会精英”。这种观念多年来严重地左右着大学生的择业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的高校毕业生约100万,基本上摆脱了供给的“紧缺时代”。毕业生的就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专科毕业生就业开始变得困难。
随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扩大招生,到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超过320万,2003年计划普通高校招生335万,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2003年大学毕业生达到212万,2004年将超过250万,在2010年之前,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350万以上。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GDP的增长将保持在7% ̄8%,社会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除非第三产业超常规地、突飞猛进发展)是一个在600万 ̄900万之间的“常数”。其中,传统意义上的“白领”或“精英”岗位是少数,更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初级工作岗位。在这种形势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将向社会就业岗位的“三角形”靠近底端的方向移动,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精英”岗位就业,另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非精英”岗位就业。这必然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精英”走向“大众”。
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众化,除了由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我国处在经济不发达阶段时,初中毕业生即被认为是“人才”。工厂招收工人,能够招收到“初小”毕业的就可以了,招收到“高小”毕业的就是高文化水平的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对劳动者受教育的层次的要求亦随之提高。进入21世纪,这种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要求,提高到空前的水准,促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更多地进入普通劳动者的序列。
社会职业和岗位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从实现小康,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职业和岗位;另一方面,社会所提供的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精英”岗位或“白领”职位类的高级工作岗位,也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现代化的过程中变化,引发了传统意义的“蓝白领”界限的模糊和标准的变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随着社会职业和岗位的发展走向“大众化”。
走向“大众化”的信号
2002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在职业教育中实行毕业证书与职业技术证书“双证并举”的要求。这清楚地表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向操作技能型转变,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对口的就业岗位必然是生产操作第一线。
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在高精设备或现代化生产线上从事操作、维护等第一线工作的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大大地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到这些生产第一线工作,使这些岗位的从业者自然而然地随之成为“高级蓝领”。
新兴的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公司、网络公司等,雇佣的员工中80% ̄95%以上是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从事编写程序、设备调试和维护、实施工程等第一线工作。如果以管理与生产第一线的岗位作为区别“白领”与“蓝领”的标准,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应当属于“蓝领”。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第三产业必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将要从现在占GDP的不到30%,上升到50%左右。现代化的第三产业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险业;法律、审计、财会、投资、心理、职业、出国留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业;各类经纪人和中介机构;文化教育业等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中的半数以上者是取得大学学历的人员。应当说,在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一线岗位就业,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表现。
面对“大众化”的挑战
高校办学层次将进一步“分化”。普通高等教育按照大类来分,可以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专科生教育。承担这些教育任务的普通高校客观上也是存在着层次的区别的。清华大学的方惠坚等人在其撰写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将我国高校分为4类:“研究教学型大学”,全国约100所,其中约10所国家重点高校争取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全国约300 ̄400所;“教学型学院或大学”,全国约450 ̄550所;“社区学院”,以大学二年制教育及专科、职业教育为主,全国约600 ̄700所。这样划分高等学校层次的观点,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科学,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各层次的高等学校承担着不同规格的人才培养任务,它们培养的毕业生要为社会需要的各种岗位层次服务。因此,在不断扩大的高校队伍中,高校之间将随着其承担的培养目标在社会竞争中的自然定位,而进一步地分化,除少数研究教学型院校主要以培养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为主,走“精英”的培养道路外,其他90%以上的院校必然要走“大众化”的培养道路。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分化”和竞争,将促使高校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
高校要重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除了少数高校向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院校的目标进军之外,绝大多数高校面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定位,改革和探索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从毕业生就业的角度看,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专科教育的层面,一方面,就业困难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上;另一方面,社会需要高等职业技术毕业生的一些岗位,如数控设备的高级操作人员,社会有很大需求,却招不到人。与此同时,每年专科生(含高职生)的招生数量却超过本科生。如何应对这种矛盾的局面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形成专科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方面来看,是培养目标与需求错位造成的。社会对此的评价是:同类学校培养趋同,没有各自的特色,既无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无实际的操作技能。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非常高,探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遵循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规律;二是培养上做到了“人职匹配”,质量高、有特色;三是学校从上到下,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因此,如果从大学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各高等学校的发展的话,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毕业生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和培养质量,做到人职匹配,办出高等学校各自的特色,抓好就业指导,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他们的职业生涯,做好就业推荐,提高就业率,使高校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21世纪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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