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从少年时起就景仰赵元任先生。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我迷过阿丽思，也幻想过钻进耗子洞（不是阿丽思钻的兔子洞）去游玩。那时我不理会作者译者是谁，但是这书的文字真的把我迷住了，觉得很亲切，很 好玩，不像那时流行的大人国小人国许多童话故事书那样的干巴巴，只有故事没有文采。长大了，想学“国语”，就拿《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可我没有学好，直到如今垂垂老矣，讲的还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说官话”那种“国语”。后来我迷上音乐，学弹琴，学唱歌，搞合唱团，迷上元任先生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 《欢乐颂》的同时，也迷上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字音和乐音 （也就是《新诗歌集》序中说的“字音跟乐调的关系”）配合得那么 好，那么密切，语词跟音符好像天生揉合在一块儿，这样的境界，在我以后的音乐实践中，即在译歌配词的实践中，一直引为最高的准则。30年代初，我跟那个时期的许多“救亡青年”一样，卷进了同救亡运动密切结合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着制订方言拉丁化方案，狂热的我不得不去学习和研究语音学，其中得益最多的就是那本《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我就是从那本书学会国际音标和学习一般语音学的，直到今天，我还依稀记得元任先生写的序文介绍 作者译者那种幽默语言。当然，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过他首创的国语罗马字，精读过他捍卫拼音系统的一些论文；觉得很多理论问题他说得 比我们深入比我们清楚，但是——现在想起来真可笑！——那时候啊，我们这些左倾青年，学问很少，却目空一切；尤其受到了瞿秋白讽 国语罗马字是所谓的“肉麻字”的影响，是带着否定的主观武断来接 近这种文字改革试验的。元任先生倡导统一的“国语”（普通话），而我们则倾倒于制作大大小小地区的方言拉丁化方案（例如我自己就 是广东话拉丁化方案的制作者之一）；于是拉丁化派跟国罗派猛烈开火，而不知道大家都在进行文字改革的试验。元任先生当时对此事的 评价是“无聊”，真是一语中的！

　　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赵元任。

　　40年代初，抗日战争越打越大，也越残酷，生活也越来越困难，连正常的学校几乎都难办下去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热潮只能降温 了。皖南事变后，我的师友叶籁士——即为文字改革奋斗终生的叶籁 士，奉命从重庆撤退到敌后根据地；他临走前，托人把他珍藏的瞿秋 白的北方话写法拉丁化方案某一次手稿，连同那时刚刚印出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送给我——这又是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谁知在日 寇飞机1943年1月5日的滥炸中，我的住处全部夷为平地，那珍贵的手 稿和那本珍贵的大书，通通化为灰烬。

　　1949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之后，文字改革的任 务提到了共和国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我虽然对此大感兴趣，但是 我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只能给文字改革这伟大事业敲敲边鼓。此时，好像我离开先生很远很远了。谁知十年浩劫（1966－1976）中，“四 人帮”借故发动一场绝灭文化、毁灭语文词典的大战（1974），即对 《现代汉语词典》的“大批判”。在大张挞伐里我首当其冲，一夜之间就陷入重围，只因为我曾向出版机关推荐这部词典。不知是祸是福，我在一片喧嚣中倒闲起来了，我有时间扎进语言和语言学的海洋—— 我托海外的亲人给我带来一批语言学著作（那时在这苍茫大地上，书 可是稀有“静”物呀！），其中一本是《语言问题》。又是赵元任！我又碰到这位赵元任！《语言问题》这部书，给我打开了语言学的新 天地，诱惑我重新鼓起勇气去钻研我30年代醉心过的语言学，并且引导我日后去接触信息科学。此时，直到此时，我还没有见过从少年时 代起仿佛注视着我走路的老师赵元任！

　　元任先生1973年回国，我是知道的，因为某外事机关一位领导给我捎来一部英文著作，说是作者回国探亲交给他的，但我当时没有“资格”跟元任先生会面，只在我的一本语言学笔记中留下此书的摘 录。意想不到的是，当元任先生最后一次回国（1981）时，我却有机 会同先生晤谈，因为当时已雨过天晴了。那年5月下旬，我约请先生和 他的家人以及语言学界几个学者在仿膳欢叙。那天到会的有王力、吕叔湘、朱德熙、李荣诸公（记得王力先生一进门便必恭必敬地向元任 先生行弟子礼，而王力先生那时已年逾八旬了。）——如今王朱两位 已先后随元任先生去了——那天午间的叙会不会再有了，但是那一天 却是很愉快的，上下古今，无话不说，也无话不可说。时隔十有六年， 所谈内容已不大记得了；只有先生西装左上方的外袋插着一排四管荧 光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默想这四管色笔象征着这位老学者是如何 随时随地用功啊。

　　席间还谈到重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事——事前胡乔木同志 接见他时，已同他谈过，说此书可以而且应当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 他很高兴，说可以把他已译好同一作者的《镜中世界》合在一起印行， 他说回去再看一下就定稿——可惜的是，翌年（1982）他来不及亲自 再加校订润色便辞世了。这本力作是在先生辞世后六年（1988）后才印出的，可惜先生已看不到了。

　　那么，这位现代中国语言学大师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机遇“切入”语言学领域的呢？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从文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样一个鲜为人论述的斜面“切入”语言学的海洋的。尽管他幽默地告诉女儿说， 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但是“好玩儿”的背后藏着很多深意， 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研究某种现象和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以为是为 了好玩。元任先生小时候练习说切口和反切口，是为了好玩；他擅长的“说倒话”，并且常常在公众面前表演“说倒话”，也是为了“好玩”！……

　　“好玩”意味着有趣味，有兴趣，有意思。他说的“好玩”可以 用《最后五分钟（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的序文里的几句话来做 注脚。他说，他翻译这个戏，他用国语罗马字写出剧本，基于三种 “兴趣”——三重“好玩”。第一种兴趣是对国语罗马字的兴趣，即宣传（国语罗马字）的兴趣；第二是对中国语调的兴趣，即研究学术 的兴趣；最后一种是对于话剧的兴趣，那就是艺术的兴趣，如果引用一下他阐述的“艺术的兴趣”，就更可以明白“好玩”一词蕴藏的涵 义了。他写道：

　　我对于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热就热到火苗儿的程 度。可是热度减了的时候儿，好像就是离开了伊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想念伊起来，可是又觉得没有伊，我的生活全没有光彩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