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王帽”与有荣焉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自由探讨之风盛行“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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