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岱孙(北京大学教授,已故) 来源:《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黄延复/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塑像
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盛会,怀念我们的老校友、老教师、老校长月涵先生。梅月涵先生可以说是以一生贡献于清华教育工作的人·他1915年从美国回来,同年来清华土作,一直到抗战,去了昆明,后来又回到北京。离开北京之后,又创办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清华开始是留美预备学校,到1925年才改办大学。1926年梅先生兼任教务长,两年以后去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1931年回来任清华大学校长。是在池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路于名牌之列的犬学。我19幼 年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有两年大学班了,还有两年的留美预备班,全校学生人数并不多,每个大学班大概不到二百人。教师也很少,学术水平不高的状况,从招生也可以看出来,其他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和报名人、教之间相差很大,报名很多,录取比较少。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而录取比例比较大。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就变成一所全国有名、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这当然是与全校教师职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但主要是在梅校长领导下,把清华建立了起来,成为今天清华大学的基础。
那么清华是怎样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为一所名大学的呢?为什么说这是与老校长分不开的呢?
一是师资和人才的引进。我刚到清华时,教员人数很少,需要引进很多教师。问题在于引进什么样的教师。当然在北伐成功、清华由外交部领导改为由当时的教育部领导之后,就开始注意延聘人才;但是最重要的是老校长来了之后,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把它明确了起来。清华在当时七、八年期间,在延聘教师方面,的确采取了这个方针。我记得那时延聘的人应约时间是有限的,聘用两年,两年之后要重新聘。如果认为不适合于教学工作,那就不再发给聘书。采用这个办法是很严的。另外,当时也看出所谓“近亲繁殖”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学中,都不这样做。本校毕业同学如果适合做教学工作,当然是欢迎他的;但延聘者并不限于本校毕业的同学,我们聘请的教员中,实际上很多是别的学校毕业的。这件事,同老校长的延聘人才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件事就是办校的制度,是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过去常听人说,清华是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其实不大准确。清华并没有提出把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来推行,这一称号是由别人叫出来的。当时北京还有人发表不同的议论。记得有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的校长,就提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而清华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可能会引起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教授会,教授会对学校的事,是有发言权的。有发言权应该不应该呢?我觉得是应该的。学校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这两方面都要靠教师去做,当然应该有发言权。这并不是对校长有不尊敬的意思,校长也是教师中的一个。所以当时清华注重听取各方面教师的意见。当然在最高决策机构里,最重要的是评议会。评议会在老清华时就有,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有,那是学美国的,管的是教学有关的事。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没有校长的时期,校长职务由校务委员会执行,评议会的工作加重了,管的事多一些,变成学校中一个重要机构。评议会的成员,虽然大部分是由教授会选举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当然委员: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秘书长。同时,与之相配合的,设有许多各种名式的委员会,它们的成员,很多是由校长派的,或者是由评议会选举的。通过这些委员会,把许多工作分开,由这些人去办,去筹划,去决定。这里边也有教师参加,也有一部分是有职工参加的。当然这种办法也有缺点,但是经过十几年经验,这个制度在清华确定下来,成为一个集体领导的民主的制度。这个制度后来也带给西南联合大学去了,不完全一样,但大致相像。这也是与老校长有关系的,因为在联大,实际管事的是老校长。我觉得这两件事——当然并非完全靠这两件事——的确对于清华从有名无实变成有名有实的大学,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老校长梅月涵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怀念老校长,应该说他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始人。
编者按:
本文是陈岱孙、先生1989年在梅贻琦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兹经陈先生同意,略作调整,作为本书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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