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裁判让他成为公众人物，其实正像他说的，他的本业是教师。

　　44岁的孙葆洁是正教授，但走在清华园，他说自己大气都不敢出。

　　“你看看这里多少大师”，他指了指绕着操场跑步的长者。

　　1986年，孙葆洁进入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1990年开始带校足球队训练。20年，这支队伍获得过若干次北京市大学生联赛冠军，“产生”了40多个博士，由于诸多队员毕业后留学美国，这支球队也被称为“留美预备队"。细数着自己一个个进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队员，孙葆洁兴奋难抑。

　　球队每周一、二、四、五训练，周末比赛，孙葆洁执法职业联赛时，队长或学校的其他老师带队参赛。“有孙老师站在场边，我们底气会更足一些，但是联赛一开始，他周末太忙了。”队长陈旭说。1988年出生的陈旭曾经在大连预备队踢球，体育测试合格外加500多分的高考成绩让他顺利进入清华。

　　“看来今天很多同学都很忙，没能按时参加训练。”4：30，清华西大操场，孙葆洁站在队员围成的圈里环视了一周。背着双手，孙葆洁没了执法时的严厉，国字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许多。“学生非常有意思，我喜欢足球，但我的能力做不了队员，也做不了专业队的教练，我就想把我的足球经验传授给这些孩子。”

　　1983年出生的王凡是博士生，考上清华后，给孙葆洁写了封信，表示不要求打比赛，但是希望能跟着队伍训练。开学后，孙葆洁特意找到王凡，邀请他参加了校队。

　　“孙老师是个严谨的人，但同时也很有激情。前几天下雨，挺冷的，孙老师喊了一声‘小伙子们，加油’，然后和我们一起在雨里踢。比赛完了，他又说了一句：‘今天你们所做的会感动小队员’，—下子我就觉得热血沸腾，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站在场边看大孩子踢球的情景。”

　　王凡这边说着话，孙葆洁在不远处一个人颠着球，满脸的笑意。但也就只有和学生们在一起时，才能体会到孙葆洁的这一面。更多时候，他的表情就如网上流传的那些执法、领奖的照片一样，只有较真的严肃和距离感。

　　其实，清华并不是孙葆洁毕业时的首选。1977年高考恢复，孙葆洁1982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那届北体足球专业全国只招了11个学生，毕业时个个都抢手，当时孙葆洁并没想留在北京。“考大学是为了改变生活，但毕业了就想回山西工作，想吃我妈做的面”。但因为父亲的坚持，孙葆洁留在了清华。

　　孙葆洁的父母是天津人，后来到了山西榆次，姐弟几人，他的学历最低。大姐孙葆丽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弟弟孙葆刚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现在中国乒乓球协会任职。“可能自己从小就没有过太高的追求，不求上进，再加上没有时间，所以从没有考研的想法。”孙葆洁打趣说。

　　孙葆洁走路的速度像正常人在跑。“除了看新闻，我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没有时间做个人的事情，也没什么调剂，弦上得太紧了。”七点跑完步，孙葆洁蹬上平时带孩子的二六自行车，赶回家吃饭。

　　这套清华教师宿舍区56平米的小两居，孙葆洁已住了9年，为了多放东西，卧室客厅摆满了盛杂物的收纳箱，地上堆放着孩子的玩具和几大包方便面。除了奥运会时新买的电视，所有家具、家电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式。厨房橱柜的抽屉已经掉了门板，两口小锅摆在灶台上。“我喜欢吃面，我妻子不爱吃。”孙葆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清华教授，如此待遇？“我从没想去争什么，从来没有。我觉得我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对物质，我没那么多讲究。”孙葆洁坐在了小板凳上。“以前是一室一厅，后来因为得‘金哨’分了两室一厅，清华马上就要给我们老师解决住房问题了，我的住宿条件也会得到改善，还愤怒，我能做什么？这就是置人于死地。当时宋卫平派人到北京，还有记者跟着，让我出份证明，证明我没拿钱。我本来走投无路，想出这份证据，但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黄老师说绝对不能写，只有公安机关有这个权力让我写保证书。我不是罪犯，没偷没抢，我居然要给你写一份我没拿的证据，我觉得自己当时太善良太愚蠢！”孙葆洁边说边用手指用力敲着桌子。

　　“有些东西是融在骨子里，一辈子不会变。你泼别人脏水我不管，但千万不要泼在我一个人民教师的身上。这种脏水不是我自己来承担，家人也要背负。”孙葆洁怒目圆睁，很吓人的

　　样子。“说实话，我曾想过不做裁判了。一个人，突然有人和你说，你偷东西了，抢劫了，你还想去做吗？更何况我是一个辛辛苦苦，连老命都拼上了的人！”

　　在陆俊“进去”后，媒体又把这件未了之事翻了出来。“我希望能赶快弄明白，不是有人说有录像吗？赶快去举报！没有查不清楚的，一进公安局，大灯一照，什么都能查清楚！”也许是愤怒至极，孙葆洁突然摇头笑了起来。

　　还有一次，是1999年在青岛，更让他莫名其妙。

　　那一次是去执法甲A，赛后，晚上12点，他的房间突然闯进四五个彪形大汉，一言不发摁住他一顿狂殴。这些人一哄而散后，他光着脚一直追到大厅，但没抓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当即报了案，来了警察和中国足协的官员，但至今一直没有调查结果。最近的反黑风暴，多少可以解释当时的一切。青岛是赌球的重灾区。

　　“坚持真理到后面是要得罪人的，但我觉得，在工作上，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都认了，其实一度我几乎面临这种危险。但是天有报应，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孙葆洁笑的时候，眉心会不由自主地皱成疙瘩，抬头纹也愈发的深。‘很多人说我坚强，什么大风大浪都能挺过来。以前遇到问题可以和父亲念叨—下，如今父亲瘫痪了，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不让家人卷入工作，是孙葆洁的原则。“裁判本是我的业余爱好，但现在它为什么要影响我的生活？想不通。”

　　其实在圈子里，他已算是“裁判”的标准样本。“让别人接受需要过程，这是个千锤百炼的过程。什么样的苦都要去吃，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去遭受。我最大的快乐是，在这个行业里，那么多人尊敬你，所有的球队，所有的比赛都给了我公平的环境，从我第一声哨响，到我最后一声哨结束。”孙葆洁宣誓般的遣词造句，听起来已经没有了最初的不适。

　　44岁，还有最后几个月，孙葆洁就将到达裁判退休年龄。20年的裁判生涯，他没有保留纪念品的习惯，但是家里的抽屉，一直藏着两样东西，不是中超的金哨奖杯，而是两张复印纸。一张：是2001年《法制日报》关于《孙葆洁效应》的评论，另外一张是南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感谢函。

　　“我不是在乎荣誉，只要是工作，我都会竭尽全力。我不要求你说我多好，只要公正客观就好，我不是为了别人说我好去做什么。去活着。我这么苛刻地要求自己，甚至越来越苛刻，只求一份公正。”孙葆洁认认真真把两张纸叠起放回原处，那是一种极端孤独的人紧抓着唯一安慰的表情。

　　“保留这个只是一种安慰，这么多年在裁判圈子里很孤独，这种孤独是一种走向极端的孤独。双方请你来主持公道，但是一群乌七八糟的人，却借这个得到很多东西，可悲可耻！”

　　孙葆洁再次敲击着桌面。旧木头发出咚咚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