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在高中实行男女分班的消息被披露出来,引起的议论已经很多了。这项具有实验性质的教育安排,在今天所引起的社会舆论的剧烈反应,恐怕不次于百多年前中国最早出现男女混班所引起的反应。就像当年落后的社会不能容忍教育的一点进步一样,今天,已经进步的社会也不能容忍教育的一点“倒退”。一旦上升到这个层面来看问题,事情就“大是大非”了,也简单化了。
我们中国社会对学校从来都寄予极大的关注,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关注往往也使人们忘了,学校本应是一个允许多样化实验的“自治机关”。教育的行政化管理已经使这种多样化的可能失去大半。舆论的过多批评——它可能最终就通过行政决定学校的选择——则更加压缩了实验的可能与空间。而实验,对于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对于教育发展本身,都是特别重要的。
可能有人一听“实验”这个说法就很敏感——学生岂不是成了“实验品”吗?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呢?其实,实验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从教育史看,教育从来都是实验的,都伴随着实验。实验是教育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教育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仅从理论上得到解决。除非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已经很好了,教育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都不存在了。
学生早恋是一个敏感和难办的问题,就像性知识的贫乏也是一个很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一样。在北京海淀区在中学中进行性教育的同时,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实行男女分班。它们看上去是不同的方向,但都缘于一线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实际的、具体的问题。
有评论者认为:“为了防止早恋而进行的男女分班,给人的感觉是防早恋成了‘当前压倒一切的大事’”。这是一个价值比较和价值判断的问题。评论者言下之意认为是,校方以“小故”而易大局——男女混班的主流格局,属于价值判断的失误。因为还有比防止早恋更重要的价值:学生本人的意愿、教育的人性化、青少年男女一起学习所获得的正常的人生体验和人性体验。
这种考虑是成立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评论者还是把这个“大局”——男女分班还是混班——看得太大了,正像他们认为学校把早恋问题看得太大了一样。无论是分班还是混班,这个“班”的形式,毕竟还只是一种学习的形式,其目的也只是学习,而不是更多其他的人生体验。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价值比较和价值判断:在几十分钟的“班”里,学习的价值大于其他价值。如果其他价值影响学习,那么应该退让的是其他价值。
当然,说到“实验”,还有一个根本的机制问题。对于学校而言,应该是一个家长意愿、学生意愿“委托执行”的教育安排,而不是拍拍脑袋自行作主。学生与家长对于教育实验来说,也应该有选择和表达的权利。只能听凭校方意志的实验,本身没有实验的基础。它的发起是行政化的,它面临的命运,也将是行政化的。社会舆论在这种格局中的激烈反应,现在来看,也只是加强了教育头上的行政性而已。
实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就是允许还是不允许的问题,而不是允许“好的”不允许“坏的”的问题。因为是“好”还是“坏”,恰恰就是实验要检验的东西,也是只有实验才能检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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