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青年报11月26日报道：语文课本难为农村师生。报道说，在很多贫困农村，课桌椅都不够，教师印试卷还在用钢板蜡纸，于是像《电子计算机与多媒体》这样的课文，几乎无法向孩子们讲授，因为他们在问：“什么是鼠标？”“上网咋回事？”

　　报道中说，有专家反省：这是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城市中心主义”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个倾向是存在的。教材的编纂者，大体是以城市甚至是大城市学生生活为基点的。在长期以国家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里，这个问题无疑更加突出。因此，下放教材的编纂权，鼓励各地区自行编出适合本地区学生使用的教材，肯定应该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方向。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里，用一两套教材来满足所有的需要，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农村教育亟需加以根本改革的地方，也许并不是教材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教育目标和教育体制。

　　我以为，现在农村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克隆”城市普通教育的模式，即除了不断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外，再没有其他的功能。但由于在学校硬件、师资水平和资讯等方面的天然劣势，这种以不断升学为目标的农村教育，根本不能与城市匹敌，大学入学率，恐怕只有城市学生的十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只能成为极少数尖子生的陪衬，成为这种教育体制和目标的牺牲品。

　　近日一家杂志对南方一个村子的调查，结果令人深思：在这个村子里，努力使自己孩子不断升学的家庭，都负债累累，是村子里最穷的！即便这些家庭的孩子最终能够考入大学，将来会对家庭的经济有所补偿，但可以预计的是，他们大都不会回到家乡，他们的知识，也不会对改变家乡的面貌有什么作用。

　　无独有偶，近日我接到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的中国学生的来信，她曾经从小学开始资助一位江西贫困农村的孩子上学，孩子小学毕业后，她没有停止资助，一直出资让这个孩子读完了高中。最后她得到的消息是：该生高考落榜，不知还能干什么。这位女博士在信中对自己的善举发生了怀疑：难道这就是我支援他受教育的终极目标吗？如果教育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特别是改变他的家乡的命运，那么这种支援的意义又在哪里？

　　事实上，媒体已经多有报道，这种克隆城市以升学为目标的农村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农村贵族”———因为从小到大被全家“重点保护”，希望孩子能最终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这些学生基本上不干任何农活，结果是，大学没有考上，在农村自食其力的本领也没学到，种田不会了，其他的谋生技能也没有得到训练。

　　从整体上说，如果农村教育不能对本地区的经济改善和文化建设起到显著作用，将只能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成为向城市输送人才的基地。而本地急需的各类人才，既得不到培养，还会被不断淘空。这样下去，地方政府怎么会有加大教育投资的动力呢？有志改变家乡面貌的有实力的企业家们，也将缺乏投资家乡教育的动力。

　　因此，让教材适合农村是重要的，让教育适合农村是更重要的。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和目标做根本反省并实行重大改革的话，“易懂”的乡土教材，恐怕只会使农村的孩子们离现代化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