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今年全国使用课标教材的实验区(县)已达900多个,占全国总县数的30%,到2005年,全国所有的实验区(县)将全部使用课标教材。目前教育部立项的课标教材187套,已经通过审定的有100多套。课标教材在实验区广泛使用,教材选用权也下放到了地方。这项改革举措使各地能够根据当地实际状况,自主地选择优质教材,提高了教材的使用效率,同时也激活了教材出版,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市场。
问题
在各实验区大面积使用课标教材中,教材是怎样选用的,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和公正,真正选出符合当地教育教学实际的好教材?
从制度入手规范选用
记者:在教育部去年下发的《关于课程改革实验区选用教材的紧急通知》中,明确提出了教材选用权下放,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臧爱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处处长):教材编写实行多样化以来,出现了一些有特色、适合不同地区教育实际的优秀教材,这些教材在通过了国家审查后,可供各个实验区选用。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区如何选用到适合本地区教育教学的教材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以前有这样的现象:选教材的人不用教材,用教材的人不选教材,如果作为用教材的主体——教师不参与选用,只是被动地执行,怎么会有利于课程教学的改革?因此,教材选用权必须下放,不能统一指定什么地方用哪种教材,应由各实验区教师自主选择。
记者:现在全国各个实验区都成立了教材选用委员会。据了解,国外中小学教材的选用也有一个委员会,例如美国和德国,委员会的产生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尤其是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和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在中国,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
臧爱珍:教材选用权下放到地方以后,如何做到科学地选用教材,需要有一套科学公正的程序,多吸收一线教师和专家的意见。目前我们认为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进行教材选用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选用委员会的构成要有教育行政部门人员、教研室人员、专家、学校校长和教师组成,还要吸收学生家长。各部分成员要有一定的比例,总的原则是专家、教师和家长占的比例大。委员的名单要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还要公示。在公示期间,可以根据不同反馈意见加以调整。
记者:在教材选用中,选用委员会是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的?
臧爱珍:教材选用委员会的工作要按程序做。第一步了解教材、形成意见。一是直接了解教材。各省或地市教育部门确定教材展示日期,选用委员届时集中阅读各种教材,听出版社介绍,对教材有初步的了解;二是了解专家评议组对教材的评价。各个选用委员会在选用前,要仔细听取专家评议组对教材的评价意见;三是走访周围教师,听听一线人员对教材的意见,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步会议表决。一般采用集中办公、封闭进行的形式。选用委员在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初步判断后,开始表决。表决时各科主发言人发言,全体评议,最后表决。选用委员会对委员的身份资格有规定,行政人员占1/4左右,专家、教师和家长占3/4左右。教材选用委员会成员不固定,有的地方每年重选或新增。
记者:有些实验区使用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时,由该出版社出资培训,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形成垄断,使这一地区长期使用某种教材,而其他优秀教材被拒之门外?有意见认为,培训是教育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出版社的责任,在国外教材提供商也是不担负培训责任的。
臧爱珍:关于培训,有两个概念要弄清楚:一是教材培训,二是师资培训。前者由出版部门培训。你的教材有什么特点,教材的理念和结构体系是怎样的,适合哪种情况的地区和学校,教材怎么用,配套资源怎么用,与课堂教学怎样配合等等,由出版部门来做合适,他们也愿意这样做。但是教材培训并不等于师资培训,师资培训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的,教育部基教司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师资培训是有计划、有步骤、按层次进行的。
你说垄断会不会存在?我觉得至少当前不必担心。如果有好的教材,培训到位,使用者满意,为什么不接着用呢?一般来说,一个实验区原则上用一种教材,对已选用的教材的更换要特别慎重,不要随意更换,不能今年用A种,明年用B种,你一年级用了A种,最好二、三年级和以后的年级不要换,除非教材有重大问题。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对教材不满意,想更换教材,也要从起始年级换。教材的选用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好不要中途更换教材。中间换,对教师、对学生、对提高教学质量都不利。
我们要求,每个省各科教材都要选送三种版本以上。这样在一个省范围内,可能这个实验区用A种教材,另一个实验区用B种教材,第三个实验区可能用C种教材。各个实验区使用不同的教材,这中间就有一个交流,哪套教材好,哪套教材不好,一轮实验下来,大家会有一个印象,时间久了,在实践中经不住考验的教材,自然被淘汰。
如何避免长官意志和走过场
记者:新的教材选用机制要求科学和公正,那么在具体操作中怎样体现呢?
田荣生(福州市台江区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副主任、台江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新教材选用机制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不久前,福建省教育厅在福州市西湖宾馆贵宾楼举办全省教材选用展示会,邀请32家出版商展示各自的新教材。这些新教材不仅有大型出版社的,也有中小出版社的,除了教育专业出版社的,还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青岛、浙江等地的其他专业出版社,如科技、外语、音乐等。全部教材都陈列在大厅里,各个实验区来的人(主要是教材选用委员会的)自由浏览。这种方式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
记者:在选用中会不会出现长官意志或走过场的情况?
田荣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拿我们福州市台江区来说,在教材选用委员会中行政人员占1/4,一线教师、专家和家长占3/4。这3/4不是行政部门指定的,而是由基层推荐、有一定教育教学经验和实绩的教师,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大家的公认。这是委员的资格,再说选用程序,首先学省教育厅教材选用文件,其次选择入围教材,最后集体投票。一个委员在选择入围教材时,要用书面形式写出三种意见:哪一套是第一选择,哪一套是第二选择,哪一套不选,理由是什么,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
比如说有一套小学语文教材,这是一家著名出版社的书,它的优势在于教材编排体例科学,知识难度符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能够做到循序渐进。但缺点是知识结构陈旧老化,编写理念也有一定差距,委员们在表决时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尺度反复衡量,也出现了争议的场面。这样的选用程序,保证了最后的结果是科学和公正的。
一线教师当了主角
记者:作为一线教师,在新的选用机制中,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
姜新海(青岛市教材选用委员会委员、青岛市34中生物教师):青岛是3月7日开的会。会前,各位委员已经拿到了评议组的鉴定,也对入围教材有了大致的印象。上午分两组看教材,不仅看本学科的,还看其他学科。我是生物学科的,要在下午作主题发言,所以看得细一些,其他学科要参加表决,所以也要尽量掌握信息,以形成较为准确的观点。生物学科一共送了四个版本,有人教版、北师大版、湖南版和河北少儿版。当然这四个版本都通过了国家审查,达到了课标的要求,但是达标的教材水平也不相同,各有特长。问题是哪一套最适合你,最能体现你的要求。比如有的版本稳定性强,体系完整,适合第一次参加课改的教师使用;而有的版本注重培养能力、注重过程方法、重在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虽然对初次使用的教师可能难度大一些,但是用完第一轮后再用,就得心应手了。到底选哪一套?整个中午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下午表决时我才作了最后决定。
记者:其他学科有过争议吗?
姜新海:有。如化学,两个版本,一家改革的步子较大,有新的理念和体系;一家较稳定,删去了繁难偏重,有利于减轻教学负担。讨论中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是,化学学习周期很短,只有一年,在所有学科中是最短的,一年之后就高考,如果跨度大,教师学生吃不消;物理也有相似的争论。就我的看法,一本教材包打天下的时代过去了,你的教材再好,也有一个是否适应当地实际的问题,以后的教材选用肯定是各取所需。这套教材在我这里是好教材,在你那里可能就不被选用。
记者:新的选用机制增加了一线教师的比重,一线教师当了主角。你对此有什么感受?
姜新海:用教材的人选教材,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他们对教材感受最深,最了解教材是否适合当地的实际,是否适合教师教和学生学,他们自己选中的教材,用起来才得心应手。作为一个一线教师,能把自己平常教课的感受和意见体现到选用教材中,我很高兴,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我们一线教师的共同声音。
促进教材出版良性循环
记者:青岛市在设立教材选用委员会之外,还组织了教材评议委员会,它对教材选用委员会的工作起什么作用?
王旭昌(青岛市教材选用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教材评议委员会为教材选用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一个支持平台。评议委员会由教研人员、骨干教师、分管校长和高校教师组成,大约有70人,每个学科平均5—7人。今年这次评议,共有12个学科、36个版本的教材,每个学科都在两套以上,有的学科如语文,送了4个版本。评议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入围的每一种教材提出鉴定意见,而不作取舍结论。这样使选用委员会在选用时有了客观、专业的评价参考,增加了教材选用的科学性。实践证明,评议委员会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选用委员会成员选用时,评议委员会的意见是重要的参考因素。
记者:从评议委员会到选用委员会,到最后选定某种教材,整个一套选用程序运作下来,这种机制对出版社意味着什么?
王旭昌:这种机制为出版社提供了一个正常、规范的竞争环境。在这里,不管出版社大小,历史长短,甚至是不是教育专业的出版社,惟一的标准就是教材质量,以质量取胜,以质量论英雄。比如说有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我们去年选用了它的第一册教材,但是今年看到第二册,问题就出来了,大家反映两册之间落差较大,质量明显下降,编写内容缺乏系统性,体例结构不尽合理,呈现方式不自然,连接也不严密,缺少后续能力。怎么办?作为一种成熟的教材,必须具有先进性、针对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假如不具备这些条件,选用时就应该慎重处之。但是对于使用者而言,使用某一种教材,当其他因素决定之后,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你今年用某种教材,明年就不用了,再用另一种教材,这样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最后我们决定,原来用这套教材的仍继续用,但从新的起始年级起,就不再用了。
记者:你对出版教材的出版社有什么建议?
王旭昌: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教材配套不全、课程资源少。这也是一些教材落选的重要原因。我们在选用时,发现一些教材质量较高,各方面都不错,但是配套资源太少。如地理教材,缺少相应的地图、图表;物理化学,缺少必要的学具和实验指导;数学,缺少教具,好多教具都得教师自己动手做,浪费了大量时间;文科教材,缺少相应的背景材料,教师授课时也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到图书馆查,特别是有些地方图书资料不全,给讲授带来很大困难。像这样的教材,在选用时,我们就要考虑这些因素。我们曾遇到过这样一种教材,但最后还是选用了,我们与出版社作了沟通,与他们进行了书面交流,出版社表示,一定要改进、完善教材配套资源。对于出版社来说,争得一块市场很不容易,要做就做大做全,才会有竞争力。
总之,考虑得越细越好,越贴近实际越好。如有一科教材,大概是化学吧,高中校长认为教材很好,理念新,侧重方法和能力培养。而初中老师不认可,认为起点太高,跨度大,教学中不易把握,选用后会给教学带来困难。投票的结果,肯定了初中老师的意见,因为教材是初中老师用,而不是高中老师用,谁用这个教材谁有决定优势。